Osprey出版公司军事书Elite系列第98号：二战英军指挥官-British Commanders of World War II。原作者Ian Summer，绘图Malcolm McGregar。以下是该书的封面： A:英国，1

      Osprey出版公司军事书Elite系列第98号：二战英军指挥官-British Commanders of World War II。原作者Ian Summer，绘图Malcolm McGregar。以下是该书的封面：    

 

 

A:英国，1940年-43年

A1:上将阿兰·布鲁克（Alan Brooke），卡萨布兰卡，1943年

最新被任命为英军总参谋长的这位上将身穿标准的军官常服，自20世纪初开始采用之后它就没有变化过。早几年它做了细微的改进以便应对物资短缺的局面，但这些变化对使用者没有任何影响。除了肩章带上的军衔徽章，将官们还通过领章牌以及帽徽来标识自己的身份。

A2:空军元帅休·道丁，战斗机指挥司令部，英国，1940年

皇家空军本土服役常服为1919年开始采用的单排扣开领上衣。它的外观与陆军版本的类似，主要的不同之处是采用了布制腰带。使用者的军衔通过袖子上一圈圈带苍蓝色环带的黑色丝制袖带来表示。空军军官的军衔——以准将以上的将官为例——他们的帽子的帽舌上有两排金线刺绣的橡树叶图案，帽徽也与其他军官的不同。这种帽徽包括了金色月桂花冠背景之上加金色金属材料的皇家空军鹰徽的图案组合。

A3:海军上将约翰·托维（John Tovey）爵士，在海上航行的乔治五世号，1941年

皇家海军的保守传统只允许少数背离着装规定的现象出现。所有在本土水域服役的军官按规定必须穿图中这种制服，也就是著名的5号军便服。上衣（也就是著名的“猴子夹克”）最早于1889年开始采用并一直穿到今天。军衔通过袖口环绕的金色丝线缝制的圆环来表示。在和平时期的夏天，帽子使用白色的帽套，但这一做法在战争爆发之后就被废止了。包括一级准将、少将、中将、上将和海军元帅在内的海军将官们的大盖帽装饰有两排橡叶图案装饰，它们是由金色丝线刺绣上去的。

 

B:北非，1940年-42年

B1:上将阿奇博尔德·威维尔（Archibald Wavell）爵士，开罗，1941年

威维尔穿着热带版军官常服。这种服装与图A1中布鲁克所穿的制服基本一致，只是采用了轻质面料制作。领章牌固定在翻领纽扣上或用风纪扣固定。威维尔的军官武装带的斜背背带上连接着一支哨子，这象征着他所出身的团苏格兰高地警卫团。

B2:理查德·欧康诺（Richard O'Connor）中将，利比亚Barda，1940年

一旦远离司令部，许多高级军官都采取不再严格执行着装规定的做法。图中欧康诺戴着常服军帽，身穿私人购买的上衣和灯芯绒裤子，围着格子呢围巾，脚上则是小山羊皮鞋。这种不经意的着装方式反而成为西部沙漠地区陆军着装特色的典型。

B3:空军少将亚瑟·克宁汉姆（Arthur Coningham）西部沙漠，1942年

皇家空军在1936年开始采用土黄色的热带训练服，最初它只是用不同面料制作的本土常服的翻版。这类服装最初在陆军，特别是西部沙漠中的第8军中起了变化。当时可以看到非正式的丛林衬衫和短裤得到采用（上衣被非正式地取代掉了直到1944年）。与这种变化不符的是图中克宁汉姆身穿着新西兰版的战斗服上衣和土黄色训练服裤子，两肩头肩章套上缝制的缎带象征着他的军衔。他的帽子保留了本土常服的式样，图中这种供空军军官使用野战帽带有浅蓝色的滚边，这种装饰于1940年开始采用。

 

C:地中海战场

C1:上将哈罗德·亚历山大（Harold Alexander）爵士，意大利，1944年

亚历山大将军在1919年至1920年间参加过反布尔什维克的军队，这使得这位将军有特权使用他的俄国军队式样（前帽檐扬起几乎呈垂直角度，两侧帽檐则下拉）的大盖帽。

C2:维多利亚十字勋章获得者伯纳德·弗莱伯格（Bernard Freyberg）中将，意大利，1944年

新西兰版本的战斗服以领子上带有纽扣孔为特征。弗莱伯格没有佩戴师的徽标，但在肩章带上套上了显示国家铭条的肩章套子（弗莱伯格生于英国，后移居到新西兰，译者注）。他的国籍也显示在贝雷帽上，在图中可以看到他承袭了蒙哥马利的做法，在帽子上佩戴两只帽徽——第一只是通常的将官帽徽，第二只则是第2新西兰远征军的徽章。

C3:海军上将安德鲁·坎宁安（Andrew Cunningham），1941年

为应对地中海地区的冬天，坎宁安将军穿着了和图A3人物一样的基本型制服，但帽子是热带制服系统中的那种较轻便的帽子。

 

D:皇家空军，英国，1944年

D1:空军中将阿瑟·哈里斯（Arthur Harris），英国，1944年

哈里斯的制服和1919年以来皇家空军高级军官的制服没有什么区别。和皇家海军以及陆军不同，皇家空军没有他们所拥有的几百年的传统来为新的制服的创造提供灵感。出现这种情况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他们缺少自己特有的徽章和勋章系统。其结果是皇家空军的制服相较于其他军种呈现出一种简朴的风貌。

D2:空军准将唐纳德·班尼特，英国，1944年

班尼特穿着的也是皇家空军高级军官的制服。摒弃传统，他采用了代表他指挥的精锐飞行部队的徽章，这种佩戴在左胸口袋上的独特的徽章属于装备开拓者（Pathfinder）轰炸机的中队，它于1942年11月8日开始采用，图案为金色的老鹰，其形制与皇家空军徽章中央的老鹰图案一致。

D3:空军上将查尔斯·波特尔（Charles Portal）爵士，英国，1944年

空军的大衣是基于陆军的版本设计的。军官和士兵穿着的版本的主要区别在于纽扣的排数，军官为5排，士兵为4排，另外军官的大衣还配有带金色腰带扣的腰带。直到1942年以前，这种大衣还都是毛料制作的，后来由于物资紧张，它们被麦尔登呢面料的版本所取代。注意，军衔徽章出现在大衣的肩章带上。

 

E:皇家海军，英国，1942年-43年

E1:海军上将马克斯·霍顿（Max Horton）爵士，西部海上通道指挥部，利物浦，1943年

和平时期，作为军官级别象征的袖口上方的丝织袖带总是一成不变地存在着，但在1941年，这种装饰被限制只在外穿的服装上保留。进一步的，1944年开始它们不再使用金色丝线缝制而是用金色编花带子所取代。这样的措施仅限于新式的制服上采用，许多军官设法规避这一措施，哪怕只是权宜之计。

E2:空军中将约翰·希埃索（John Siessor）爵士, 空军海防总部，1943年

和哈里斯一样，希埃索也穿着皇家空军高级军官的制服。另外，如图所示，作为小儿麻痹症的患者他需要拄拐。

E3:海军中将詹姆斯·萨默维尔爵士，海上航行的皇家海军“声望”号战列巡洋舰，1942年

白色的10号军便服等同于5号军便服用以在“热带地区”穿着。尽管是打算用来在热带地区穿着的，但显然这身制服的外观更正式，因为它带有用风纪扣扣紧的立领。单排扣上衣采用训练服的面料制作。军衔没有通过袖子上的环带装饰来体现而是采用了海军蓝色的肩章的形式，那上面带金色丝线饰面和代表等级的银色星徽。来自于工程、医疗和财会部队的军官的肩章颜色采用了他们兵种自己的识别色（分别为紫色、猩红色和白色）以代替海军的蓝色。萨默维尔的帽子的样式与本土海军所使用的类似，只是帽冠为白色训练服布料制作。

 

F:西北欧，1944年-45年

F1:空军少将特德（Tedder），盟军远征军最高司令部，1944年

以诺曼底登陆时的照片为依据描绘了这幅图。图中特德身穿战时常服和伊尔文式（Irvine）飞行夹克。皇家空军在1940年开始采用蓝灰色版本的陆军战斗服，并命名为“飞行员服”。1943年，在使用范围扩大到整个军种之后，它被重新命名为作战常服。和皇家海军的5A号服装（见图F2）一样，这套服装同样是设计来作为工作服装来使用的，而并非要在皇家空军的基地之外穿着。作战常服与早期的飞行员服类似，但有两点显著不同：裤子大腿前部没有额外的口袋以及取消了为了绑护踝而设计的裤脚的收紧设计。

F2:海军上将伯特伦·拉姆齐（Bertram Ramsey），盟军远征军最高司令部，1944年

早在1942年之前，许多的年轻海军军官就开始使用更实用的陆军战斗服了，他们将其染成深蓝色并优先于正式的5号制服作为在甲板上穿着的常服来使用。这种习惯很快被废止，但之后海军部采取了宽容的态度，与陆军版类似的制服作为5A号工作服（实际为“战斗服”，但这一名称被特别予以取消）开始采用，并且仅供舰上穿着。这种海军的版本与其起源的款式的主要不同在于它采用了亮金色的前襟位置和胸前口袋盖上的纽扣，用以替代陆军使用的暗色金属或合成材料制成的纽扣。军衔展示在肩章上而不是袖子上。裤子是普通的直筒制服裤，所以裤腿没有掖在短袜里。

F3:上将伯纳德·蒙哥马利爵士（原文如此），荷兰，1945年

蒙哥马利现在作为新的伞兵团的团长，所穿的制服包含了与这个团有关的元素。它的带有两枚帽徽的贝雷帽原来的主人是进攻西西里时的第1伞兵师的指挥官G·F·霍普金森少将，他在意大利战役的早期就牺牲了。蒙哥马利所穿的是伞兵的“丹尼森式”外套，围巾是美军的丝质迷彩降落伞布料制作的。

 

G:西北欧，1944年

G1:帕西·霍巴特（Percy Hobart）少将，D日的滩头阵地，1944年

依据诺曼底滩头拍摄的照片我们描绘了霍巴特将军在陆军战斗服外穿粗呢子大衣的形象。

G2:盖伊·西蒙德斯（Guy Simonds）中将，荷兰

根据拍摄于荷兰的照片，我们描绘了西蒙德斯身穿基于美国式的双排扣厚呢短外套裁剪的短大衣的形象，而与美国人的版本的不同之处在于它配有厚重的毛领子。相比英国人的版本，加拿大人的战斗服拥有较深的橄榄绿色调，并且面料的质量更好，后者成为很多英国士兵们试图得到它们的理由。当然，这仅限于它的初期版本，因为随着财政紧缩，这种战斗服最后变得和英国制造的没什么区别，都有暴露在外的纽扣和不带中间纵向褶纹的口袋。

G3:罗伯特·厄克特（Robert Urquhart）少将，荷兰阿纳姆（Arnhem）

身穿普通战斗服的厄克特佩戴了小号的领章牌，头上戴的则是空降部队的红色贝雷帽。这位将军从没有取得过作为伞兵的资格，所以他没有佩戴任何样式的伞兵资格飞翼章。

 

H:远东，1945年

H1:上将克劳德·奥金莱克爵士，印度

丛林绿色面料的新制服在1944年开始装备远东的英国和印度的军队。这套制服由简单的丛林衬衫和裤子所组成。这位上将头戴印度的将官军便帽，外穿板型象烙饼一样松懈的不受欢迎的外套，这是与新制服一起装备给印度的陆军的。

H2:中将威廉·斯利姆（William Slim）爵士，缅甸

就像蒙哥马利的贝雷帽是他的识别标志一样，斯利姆总是头戴他的独一无二的宽边软帽。在第6和第7廓尔喀步枪团服役时，经常可以看到他戴着这种硬顶的帽子。

H3:海军上将布鲁斯·弗雷泽（Bruce Fraser）爵士，美国海军密苏里号战列舰，东京湾

在一些非正式场合，皇家海军的高级军官可以自行决定是否穿着13号热带制服，它由如图所示的开领短袖棉衬衫和短裤所组成。往往在非正式场合穿着的这种服装被弗雷泽选择来穿着以便参加1945年9月2日在东京湾美国海军密苏里号战列舰的甲板上举行的日本投降仪式。在那里，上午9点14分，他代表英政府在日本投降书上签字。同场出席的坎宁安将军显然不满意弗雷泽对这次服装的选择，他穿的是更正式的由白色上衣和裤子所组成的10号制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