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正和昭和初期，日本军用光学器材如炮队镜，火炮瞄准镜、测距仪多由德国引进，然后小修小改地进行仿制。在照相机方面，日本也是崇尚德国的产品。

1930～1940年代，德国照相机

      大正和昭和初期，日本军用光学器材如炮队镜，火炮瞄准镜、测距仪多由德国引进，然后小修小改地进行仿制。在照相机方面，日本也是崇尚德国的产品。 

1930～1940年代，德国照相机以优质的镜头和精良的机械性能引领世界相机的潮流。抗日战争时期，侵华日军，特别是随军的日本记者使用的大多是德国相机，其中以LEICA(徕卡)和ZEISS (蔡司)最为著名。资料显示，日军随军记者使用较多的是蔡司公司出品的 CONTAX(康泰克斯)。当时最为流行的产品即1933年、1940年出品的徕卡Ⅲ型和ⅢC型，以及1933～1936年的康泰克斯Ⅰ、Ⅱ、Ⅲ型35mm相机，这两类小型相机各有特点。如徕卡相机是横走布帘快门，康泰克斯相机则是纵走金属快门；徕卡相机外观造型圆浑，而康泰克斯相机外观造型棱角分明；徕卡相机构件简单，而康泰克斯相机多采用齿轮，构件复杂。尽管如此，这两类相机井为兵家所重。日本当时也曾激烈地争论徕卡和蔡司哪个更优秀。 

徕卡ⅢC型型相机

　　就我手中缴获侵华日军的德国制相机而言，1940年的徕卡ⅢC型是现代徕卡M型的雏形。整个机身主体采用金属铸造，顶盖采用整块铜板冲压成型，这种工艺一直沿用至现在的徕卡M6型上。Ⅲ C型是1940年代35mm相机最为成熟的设计。除了ⅢC型以外，徕卡的ⅢB型和Ⅲ型也是专为军队设计的机型。令人瞩目的是有“沙漠之狐”之称的德军元帅隆美尔用的就是ⅢC型。无独有偶，隆美尔在北非的对手美军的巴顿将军用的也是徕卡Ⅲc型。抗日战争中，我八路军和新四军也有不少首长使用徕卡相机，诸如叶剑英和叶挺。我手中的这架徕卡ⅢC型是解放战争中我军一位师政委从俘虏的国民党军官手中买来的（这也是模范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具体事例）。这个俘虏军官称，这架相机是他从日军手中缴获的。

1936年出品的康泰克斯II型相机

　　我手中另一架缴获侵华日军的相机是1936年出品的康泰克斯Ⅱ型，快门速度达到当时最高的1／1250s。另外， 1936年出品的康泰克斯Ⅲ型是世界上最早装硒电池测光表的照相机。正因为该相机性能优良，因而为当时德国海军选为军用，同时为日本所采纳。抗日战争中，也为我军所获。1944年6月20日我《胶东画报》创刊时，部队首长将一架缴获的康泰克斯送给特邀的《大众日报》摄影记者孔东平。孔东平创造性地将 120胶卷剪成两半作135胶卷用。

蔡司超级伊康泰 SUPER IKONTA B1型相机

　　我还收藏有德国蔡司公司1937年生产的SUPERIKONTA-An型，即蔡司超级伊康泰531型120相机，是1934年初期型的改良型，机身增设快门按钮防止重拍的功能，可拍16张6×4.5cm照片，体型小巧，轻便实用。
  
侵华日军的照相机，如同他们的武器装具一样在战争中为我军所获，为我所用。1938年，八路军115师用缴获的照相机举办摄影训练班，由师司令部侦察科长苏静负责，主要为军事侦察工作需要服务。八路军129师386旅在神头岭伏击战中，参谋长周希汉将缴获日军16师团的一架崭新的照相机送给了旅长陈赓，陈赓高兴地说：“嗬，照相机，这也是武器呀！用敌人送来的机子，我们可以拍些照片，给报纸、杂志发表，让全中国、全世界人民知道：这就是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下场！” 陈赓见相机里装有胶片，便对准狼藉满地的膏药旗（所谓“日之丸”旗）和横七竖八的敌兵尸体，连拍了好几张。其中有这样一幅：一个小土堆上，一个战士正踩在一面膏药旗上，向东眺望。这是一幅很有名的照片。1938年，129师曾将缴获的日军照相机交给了在师政治部做宣传工作的高帆，由此开始了用摄影记录 129师和太行山抗日根据地的战斗生活。 

太行一分区还开办过只有5个学员的摄影干部培训班，教具是缴获日军的两架相机，当时只有两卷胶卷，由高帆做老师。当时八路军总部出版的《抗战中的八路军》、《晋察冀画报》等宣传我军民抗击日本侵略者的画报中，有不少照片是用缴获的日军照相机拍摄的。1947年底到1948年初，《晋察冀画报》社创办的摄影训练班，教具也是一架破旧的日军120相机。 

1939年八路军120师师长贺龙将一架缴获的蔡司120相机送给秘书李少言，他带着这具相机，转战晋绥，拍摄了不少贺龙、关向应指挥作战的照片。我手中也有一架抗战中我八路军平北十二分区部队缴获的侵华日军使用的、1935年出品的SUPERIKONTA-B1型德国蔡司伊康120相机。这是测距仪连动对焦的6cm×6cm，即可拍12张照片的高级弹簧折合式相机的典型机种。  

在新四军部队的首长中，4师师长张爱萍将军，是除叶挺军长之外另一位著名的摄影爱好者。1941年部队缴获了日军一架可拍16张底片的德国蔡司照相机，从此，他同当年的叶挺将军一样，照相机和转轮手枪随身携带。1943年张爱萍将军指挥反扫荡胜利后，拍摄了一幅名为《陈家港之战》的照片。另一幅《追击》是将军与侦察人员一起骑马追击敌人时拍摄的。还有一幅感人的照片《补军衣》，画面中在油灯下补衣的人是将军的夫人李又兰。新四军三师八旅政委李雪三用缴获日军的照相机记录了部队的战斗生活，并自制了印相盒，夜间用手电筒曝光印相。李雪三拍摄了《山东人民欢迎新四军北上》、《通过霸县运河桥》等照片。这架照相机一直随他参加了辽沈战役和南下进军广西。 

我经常擦拭把玩这些缴获侵华日军的德国老相机，兴趣所致，还装上彩色胶卷拍照片。数十年过去了，它们依然好用，只是未镀膜的老镜头色彩还原己不太理想。它使我想起人们对德国相机的评价：“不怕你用，就怕你不用。”我视这些相机为武器和装备，它们使我常常缅怀老一辈军人保家卫国的功勋战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