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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灵战争——美国心理战战史第二章:崛起

在上一个章节中,我们讨论了美国进入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种种情况,针对敌军和国内大后方的宣传手段多种多样。第一次世界大战可能是现代宣传手段第一次出现的舞台。但随着1918年1

在上一个章节中,我们讨论了美国进入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种种情况,针对敌军和国内大后方的宣传手段多种多样。第一次世界大战可能是现代宣传手段第一次出现的舞台。但随着1918年11月11日停战协议生效,炮击和传单同时偃旗息鼓。对一些经过惨烈杀戮的士兵来说,和平与战争中的大屠杀一样,让他们迷茫的灵魂无所适从。

“停战后的前线并没有庆祝活动。许多士兵认为战争停战协议只是暂时的表象,惨烈的战争很快就会继续开始。夜幕降临,安静就像寒冷一样彻骨,蚕食着他们的灵魂。

接下来他们会迎来什么?他们不知道,也不关心。他们被突如其来的和平震惊到麻木,因为残酷的杀戮已经将他们的生命之火熄灭。现在是不存在的,未来是不可知的。”

——托马斯•格温洛克上校,美国第一远征师情报官

幸运的是,停战协议确实生效了,并各参战国在第二年签署了一份和平协议。自此,美国公众信息委员会(CPI)和美国陆军宣传分部G-2D都宣告解散。不幸的是,《凡尔赛条约》中对德国采取了异常苛刻的惩罚措施,挥之不去的社会和国家敌意弥漫在字里行间,你可能会看到战争的烈焰已经熄灭,但当你转身后,那堆灰烬中,又有火星悄无声息地显现。

重塑心理战

1939年9月1日,德国武装入侵波兰,此时的美国仍奉行孤立主义,官方的态度也是作壁上观。也许是因为二十年前那场惨烈大战遗留下来的回忆太过苦涩,也许是因为大萧条带来的挥之不去的影响,美国的立场仍然是“不(NOPE)”(欧洲与我们何干Not Our Problem Europe)。然而,尽管美国政府的官方立场是审慎的,但1941年7月11日,美国总统富兰克林·D·罗斯福设立了信息协调办公室(COI)——他清醒的意识到美国随时有可能卷入战争。像上次一样,美国从英国的情报、反情报、心理战和特殊行动系统汲取了许多灵感,颇具讽刺意味的是,这些组织是基于德国人的经验培植出来的。COI的主管威廉·J·多纳文上校立志要把COI做成一个包打天下的单位,达到和德国情报机构一样的效率和执行力,但是由于种种原因,COI最终没有做到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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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廉·J·多纳文上校,曾任COI和OSS的主管 |美国国会图书馆馆藏)

多纳文上校后升任少将,执掌新成立的战略情报局——OSS,成为唯一集齐美国四大最高荣誉的人:荣誉勋章,杰出服役十字勋章,杰出服役勋章,国家安全奖章。

尽管大众普遍担心的是欧洲战场的威胁,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美国最终参战是因为日本帝国于1941年12月7日偷袭珍珠港。随后,轴心国对美国宣战。美国政府发出了呼吁:美国人民,武装起来!正如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做的那样,美国选择成立一个国内的民间宣传机构和一个独立的海外军事机构。然而,罗斯福政府并没有打算重设那些一战时期的组织,而是想要一个全新的开始,他们要创建一个新的组织:1942年6月13日,依据9182号行政令,战争信息局(OWI)正式成立。在该行政令的规定下,COI宣布解散,并在OWI和OSS的名下进行重组。虽然多纳文将继续领导新创建的OSS,但罗斯福任命了艾尔默·戴维斯担任OWI的主管,他是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一位著名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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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信息局的负责人艾尔默·戴维斯|美国国会图书馆馆藏)

战争信息局负责美国国内业务分支里所有官方新闻的传播。原则上,所有的海外宣传和情报处理工作事务(拉丁美洲除外)都是通过海外行动和心理战分部(PWB)协调的。但这并没有包括其他的心理战和宣传机构,这些机构是在各自的领域建立的各种军事、同盟和政府机构。这导致了不同组织之间的争执,整个二战期间都存在着这种现象。这方面最好的例子可以追溯到OSS和OWI的创建。尽管两家机构都有一些活动和职能是有交集的,但OSS却负责“暗部”宣传活动(使用隐藏来源或伪造来源的信息)和OWI控制的“明部”宣传活动(使用明确来源的已发布或已知的信息)。两者还有更多的问题和冲突:心理战应该用什么方式进行?宣传工作是否应该仅限于在战场上直接支援军事行动?谁将控制针对党派、反政府武装和平民的宣传活动,甚至是抢在军队到达或抵近当地之前就能展开宣传?战略情报局和其他机构在各自的职责范围内进行心理战活动时,是否应该向各自的军事负责人寻求许可?军事情报和特种作战是如何适应这一情况的呢?这些问题,以及其他一些芜杂事务,都是战争日益加剧的直接结果。美国人逐渐意识到,仅凭步枪、人力和装备,也许不足以战胜意识形态根深蒂固的敌人。

国内战争

尽管心理战的重点是外国受众,但最初这与战时对内宣传的控制之间存在着一定程度的混淆。罗斯福政府要回答公众各种不同的问题:美国缘何要参战,导致战争的原因是什么,管控信息以针对轴心国的步步紧逼的必要性,在面对恐惧时提升士气,在充满敌意的工人和管理人员之间建立起合作关系,推动生产力,宣传美国的生活方式,等等等等。所有的这一切,都需要一个统一的机构来直接管辖甚至是控制,他们又用起了一战时期的一些老招式,比如使用海报和广告,来宣传各种信息。但即使是这样一个简单的任务也面临着一些问题,随着COI的分裂,简化式的“战争艺术”大行其道,强调程式化和象征意义,或者印发类似于典型的“现代”广告的海报。一般来说,政府机构似乎更青睐前者,从设计和印刷层面来说相对容易,也容易让人想起上世纪30年代宣传新政的海报。但是,来自文职部门的新一代工作者基于经验和公众反馈推动了后者的发展,随着战争的推进,这一现象将变得更加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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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的海报往往有一种简化的、具有象征意义的外观。一些批评人士认为这些海报的设计过于简单,甚至令人困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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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的海报变得更像现代广告,从侧面反映了更多专业的民间人士涌入OWI)

这些海报在本质上大多数是信息丰富的,或者是脚踏实地的,但小部分的海报则无法避免淫秽和不祥的因素。比如有的海报是描绘一艘沉没的盟军船只,并以反战的的口号来掩饰淹没美国水手的事实。还有的海报上画着野蛮的、身穿粗布的日本士兵,肩上扛着一个衣着暴露的白种女人,等等等等,这些海报的风格和信息都很丰富。

自一战以来,电影变得与普通民众息息相关,并被大众消费所接受,这又反过来又为宣传工作提供了肥沃的土壤。作为OWI的一部分,美国电影局(BMP)作为支持美国战事的一种手段成立了,专门负责与好莱坞的合作事项。虽然BMP没有纸面上的权力去封禁那些不符合他们标准的电影,但是他们可以控制海外发行的一亩三分地。在1942年到1945年间,有超过340部与战争有关的电影诞生。其中大部分都是短片,有不同主题的纪录片,比如“我们为什么要战斗!”“定义敌人,定义盟友”和“黑人战士”。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很多电影都传达了一个理想化的主题,与现实情况稍有不符。并不是所有的电影都是纪录片,好莱坞毕竟还是一个商业气氛浓重的领域。虽然好莱坞曾在二战前批评纳粹分子,并拍摄了一部分电影,比如《纳粹间谍的自白》(1939),但像《卡萨布兰卡》(1942)这样的商业电影是在美国参战后拍摄的,而且几乎没有任何来自美国政府的赞助(尽管政府插手了大多数主流电影制片厂的电影剧本创作)。甚至连迪士尼和华纳兄弟这样的动画工作室也参与进来,制作战时宣传短片,为平民和军方的观众制作相关题材的动画片。

(比如唐老鸭从军记:https://v.qq.com/x/search/?q=%E5%94%90%E8%80%81%E9%B8%AD%E4%BB%8E%E5%86%9B%E8%AE%B0&stag=0&smartbox_ab=)

二战开始之前,美国是主要大国中唯一没有政府广播服务的特例,完全由商业公司和私人来承包相关内容。唯一的例外是鲜为人知却又非常重要的外国广播情报机构(FBIS),该部门设立于日本偷袭珍珠港九个月之前。敌人的电台对自己的人民,中立势力或它的敌人说些什么,FBIS就与之针锋相对。然而,对于大多数美国人来说,还是前线的现场播报以及罗斯福自1933年来经常发布的炉边谈话更有名。然而,真正宝贵的遗产是面向外国观众的海外新闻节目——比如美国之音,我们将在接下来的部分进一步讨论。

战火下的国内宣传

无论国内的种种努力取得了怎样的成功,公众和国会总是对国内宣传保持警惕。与纳粹德国的宣传活动相比,OWI的审查不断受到不同程度的指责。此外,出于军事和公共安全方面的担忧,越来越多的OWI雇员对日益增长的审查感到失望。他们也许是太年轻太天真,认为美国总应该有一种“不干涉”的态度和一种对战争的“客观性”。另一个麻烦是,OWI内部的一些关键雇员对苏联或共产主义表示同情或向往,戴维斯承认,在战争结束后,他们对这一趋势提出了质询。此外,共和党人批评政府对党派偏见以及对OWI的管理不善和无能方面的指责。国会对OWI的反对在很大程度上(但不是完全)在1943年消逝了,到了1944年,OWI大部分的行动都转移到了国外。

尽管有这些疑虑,美国人似乎还是认为这是一种必要的邪恶。但即便如此,这也是一种延伸,二战可能是美国最后一次产生如此大规模的战时国内宣传活动。对罗斯福政府来说,幸运的一方面是,刺激美国公众参加二战并不像一战那样迫切且吃力。日本发动的是一场蓄意且卑鄙的袭击,远不止是打沉几艘船的事情,日本还有与墨西哥结盟的可能。此外,对外国受众来说,美国在战场内外都需要付出真正的努力。

在罗斯福政府推动国家,为战争做好准备的时候,国内的大后方成了思想和口号的战场。罗斯福总统建立了信息协调办公室(COI),威廉·多纳文上校任主管,多纳文与英国官员接触得相当多,在会见了英国秘密情报机构的负责人斯特伍德·门瑟斯之后,多纳文确信美国需要一个类似的情报集中机构。但这不在多纳文最初设想的范围内——他担心创建新的机构可能会“侵犯了联邦调查局、陆军和海军情报部门,或其他政府部门的势力范围。”不管怎样,这个决定是为了将COI拆分为OWI和OSS。多纳文将继续成为战略情报局的局长,这是战时集间谍活动、秘密行动、宣传和反间谍活动于一身的秘密机构。此外,OWI还保留了心理作战部门(PWB),该部门还致力于对外国受众宣传。

尽管由于受到日本帝国的攻击而被卷入战争,罗斯福还是选择先在欧洲赢得战争,因此在战争开始时把大部分的资源都集中在了欧洲战区上。美国从他们的英国同行那里借鉴了许多想法,英国人也从他们的敌人身上获得了大量的军事经验。纳粹德国和法西斯意大利尤其擅长军事和民间宣传,这一点也不奇怪。

组织和机构

尽管将COI拆分为OWI和OSS,但OSS仍有能力进行大量不同的海外活动。“暗部”宣传主要由来自战略情报局的士气运营部门负责。该部门创建于1943年1月,其主要职能是通过“在敌国或敌占区领土上进行活动或操作心理手段来攻击敌人的士气和政治团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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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SS的组织结构图|中情局供图)

总的来说,OSS和各战区长官之间的合作少之又少,这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于OSS小心翼翼地守卫着他们的一亩三分地。但与军方的大力协助相比,这种状态可能更好,因为军方最初对宣传战和心理战的反应并不热烈。这在太平洋地区的海军高级指挥官中尤其明显,他们充其量也只是支持最低限度的特别行动。然而,在欧洲战事开始的时候,盟国远征军最高统帅部(SHAEF)已经足够认真地建立了一个心理作战部队(PWD),利用了先前在北非战役中联合部队司令部的联合心理作战部队的经验,在战争的整个过程中,动员或重组各心理战单位,而不是固化地服从于本文提到的组织。这种情况最好被描述为“流转”,在这种情况下,宣传战和心理战不断地发生改变、进化,并形成以更好效果应对相关人员的动态情况和相对特殊的性质(译者注:这句话非常的拗口,其实就是细分目标受众,看人下碟)。

就像之前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一样,传单仍然是最有效和最广泛的传播方式之一。一些特殊的传单是通过秘密渠道来传递的,但是大多数都是通过常规的军事手段来传递的。美国有一支由英国空军部队提供的专业传单中队,专攻欧洲和地中海地区的传单撒放工作,而英国皇家空军也有一支类似的轰炸机编队。1939年9月,盟军首次在德国北部港口城市基尔上空投放传单。不同的传单撒放方式都有不同的优点和缺点:传单包裹,延时释放包裹、坦克撒放,300磅传单炸弹,等等。到1944年,M-26型传单炸弹横空出世,可以以一种接受度和预测度更高的方式分散传单。它还有一个优点,就是在大小和外形上与普通炸弹相似,更有利于空勤人员装载。与早期的那些手段相比,它可以在任何高度上抛下,并且具有更大的灵活性。此外,还有一些专门为缅甸和太平洋战区的丛林条件而开发的专业传单分散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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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26型传单炸弹)

英国和法国的军队(以及后来的美国部队)继续采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策略,并试图通过迫击炮或炮弹来散发传单。这些炮弹会在空中爆炸,向敌军撒放传单,没有弹片。有些人试图将这种方法应用到枪榴弹上面,但这种方法限制了传单的数量,而且没有看到任何广泛的使用。

战略情报局在世界各地秘密开展了印刷任务,通常是为了更好地创造有利于影响受众的宣传材料。他们在伦敦、巴黎、斯德哥尔摩和伯尔尼都设立了办公室。其他的任务区域也包括:开罗、阿尔及尔、罗马、那不勒斯和意大利的其他地方。任务的主要形式是散发反轴心宣传小册子和其他印刷材料。他们在一些任务中还发放了大量的伪造宣传品,甚至印刷报纸发放给平民或敌军。其中的一个例子就是“玉米片行动”,他们将假报纸和假信件分散到德国各地,诱导德国人这些信件是由纳粹抵抗分子制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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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A.E.F.报纸的样板)

和一战一样,美国人散发的大多数的传单都是针对敌军的,敦促他们向美军投降。最初根本没人理睬这些传单,但是随着战争的推进,轴心国的优势被逆转,因为战争而身心俱疲的德国民众越来越容易受到盟军传单的影响。一些传单也不遗余力地质疑纳粹政府或日本军阀集团的合法性,并对统治者进行谴责,将普通民众和士兵从战争罪责中剥离开来。其他的传单也在不停地宣传盟军力量的增长,例如突出了双方在轰炸中各自不同的所作所为,以及德国国力的急剧下降。尽管如此,其他一些传单还是展示了死亡和破坏的画面,同时敦促轴心国的士兵尽快投降,避免同样的命运。一些传单特别具有时效性,针对日本的传单上出现了被炸毁的德国城市的图片,附带的警告是:“不要和你的盟军犯同样的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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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德国士兵撒放的盟军传单)

一些特定的传单(盟军和轴心国都是如此),很色情,而且色情得很公开——利用性交场面和女性裸体来提醒敌军士兵“他们大后方的女友或妻子又寂寞又空虚”。毫无疑问,这些特殊的传单是前线士兵争相收藏的尖货。

日本人那时也正在投放宣传单,他们深知攻心为上——传单上画了一个漂亮的金发女郎,抚摸着XXXXX的XXX,袒露着XXX的XX(译者注:原文的尺度太大,我打个码):“如果你投降,你也可以享受这一切。”那些宣传机器每天都在全速开动。相关题材的传单在军队内部开始成为硬通货,在交易过程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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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年晚会|德国历史门户网站馆藏)

每个机构和军事部门都有各自的任务标准——包括他们的传单和信息,所以没有关于材料或传单的全面记录。然而,这两种机构还是殊途同归,有时出于人道主义原因,太平洋司令部命令在轰炸任务之前,会投放传单(连同广播信息),警告平民逃离。这与战后对日本使用种族主义的宣传活动的指责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同时还需要对日本的更多地区进行毯式轰炸,以抵消他们分散的战略资源。这种轰炸是在1944年底开始的,一直持续到战争结束,那时日本的防空系统几乎不存在,平民聚集点也非常容易受到盟军轰炸的袭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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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日本的各式传单,包括警告平民,盟军即将进行轰炸袭击|中情局馆藏)

控制电视广播

第二次世界大战种,科学技术和通信能力得到了爆炸性的发展,但本质上仍然是粗糙的,而且常常无法对抗激烈的战斗。例如,在前线,蜡烛照明还是比电力照明应用广泛。相比之下,二战里创新技术和电子传播的新手段的出现才是时代进步的真正标志。正如前面提到的,美国是少数几个缺乏专门的政府运作广播系统的国家之一,针对外国受众的宣传行动尤其缺失。但是,面对着轴心国方面施加的宣传压力,各机构接到指示,要抵消这些影响——尤其是在美国参战的情况下。这一系列努力的最突出的成果就是后来的美国之音(VOA)。外国信息部(FIS)最初是在最初的COI基础上建立的,后隶属于OWI,开始向欧洲提供广播服务,与包括英国广播公司(BBC)在内的各种私人和盟国政府机构建立合作关系。自1941年12月以来,针对亚洲的广播节目也开始制作。

“美国之音”的名字来源于德国语言节目的开场白:

“我们带给你来自美国的声音。今天,从今天开始,我们将向你们讲述美国和战争的情况。这消息可能对我们有好处。这个消息可能是坏消息。但我们要告诉你实情。”

美国之音或许是二战至今仍在运作的少数几个遗留项目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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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BIS组织结构图)

SHAEF还利用“最高统帅部之声”的名义向欧洲观众传递信息,但任务细节略有不同。他们的目标是向被占领国家的富有同情心的公民和抵抗组织的成员解释他们进入目标地区的期望。解放后,PWD将会与各国政府联系,以恢复各国饱受战争蹂躏的广播能力,最著名的是比利时,他们得到了英美无线电技术人员的帮助。

在欧洲战役快结束的时候,盟军使用了各种各样的“入侵行动”来劫持德国广播,散布关于德国的虚假新闻和行动通告,从而造成德国民众的混乱和不满。盟军入侵或疏散令方面的虚假信息对德军的运输系统造成了严重破坏。这些手段在入侵德国的准备阶段尤其有效,多几个困惑的德国人,就少几个躺在地上的美国人。

太平洋战区最著名的例子发生在1944年7月美军从日军手上夺取塞班岛之后。该岛不仅可以作为往返日本本土的轰炸机集结点,而且还可以通过一个5万瓦的标准波站向日本本土发送无线电信息。在OWI的领导下,它传达新闻,反军事宣传,甚至是来自日本战俘的信息,里面着重强调了盟军对俘虏的公平对待

但是,新闻和信息并不是唯一向敌人和被占领国家广播的东西。提高美国和盟军的士气是最重要的,甚至对敌人也是。OWI邀请音乐家们录制高人气的音乐,在电台中播放。这给人的印象是:尽管战争持续不断,盟军仍然能够享受到生动的娱乐生活。另一种策略是播放由陆军航空队训练指挥部乐队演奏的流行音乐,音乐中还点缀着一些反纳粹的评论。并不是所有的努力都是针对对人的。军方利用宣传来鼓舞海外军队的士气,并将“四自由”和美国生活方式戏剧化。在军队里待了一天的人,当他们打开收音机时,已经体验到了来自家乡的温暖。

尽管美国在之前的局部冲突中使用过扩音器(西班牙内战是最近的例子),但二战才真正标志着美国首次大规模使用扩音器进行宣传和心理战行动。在欧洲和太平洋战场上,用扩音器、安装喇叭的半履带车甚至坦克的心理战单位,可以有效地促使敌人的部队投降。但是将扩音器使用到炉火纯青的可能要数3132信号连,也被称为“声波欺骗者”或“声波连”。该部队使用先进的金属线记录器(磁带录音机的前身),记录了步兵和装甲部队的声音。根据不同的环境要求,这些录音被混合在一起,然后被投放进战斗区,相当于派遣了一支“幽灵军队”去对抗敌军。类似的虚假信息和通讯信息也被编造出来,并广泛地传播到敌人的阵地上,在没有现实部队的情况下模拟出大规模的通讯活动。这一点在诺曼底登陆之前是至关重要的,当时盟军成功地用“幽灵军队”欺骗了德国情报机构,为诺曼底登陆的胜利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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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搭载喇叭的半履带车|国家档案馆馆藏)

一些零碎的细节

OWI利用一切机会使用非常规手段来传播信息,这些信息被称为“特殊项目”。这些项目可能包含了一些很小的物件,比如一包种子和一盒火柴,所有这些物件上都印着美国国旗和“四自由”的题字。肥皂包装纸上写着:“来自你的朋友——联合国。浸入水中——就像肥皂一样,洗掉纳粹的污垢。”缝纫包里有小的小垫子,形状像一个人的臀部,上面有希特勒的脸。在上文提到假邮件上,贴上了“红骷髅版”的希特勒邮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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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始版的“红骷髅”|波士顿二战博物馆馆藏)

不幸的是,并非所有的想法是如此深思熟虑。不管出于什么原因——可能由于文化差异,无知,或者是混淆概念,针对日本的方案出现了一点点偏差。例如,一位自称的专家给罗斯福写了一封信,声称日本对蝙蝠有文化恐惧症。于是便有了有一项严肃的提议:在日本上空投放大量的蝙蝠,使日本民众士气低落和恐慌。多纳文为这个拍脑袋的主意跑细了腿,结果发现在高空运输中,蝙蝠全被冻成了冰棍。另一名顾问告诉罗斯福总统,把炸弹投到日本的活火山中。这不仅会引起火山喷发,而且还会使日本人相信他们的神祗已经在发怒了。当总统追问这一提议时,陆航总参谋长阿诺德机智地回答说,这真是一个既深思熟虑又极富创意的点子,但目前陆航要先着手处理“关键军事目标”。幸运的是,再也没有人提起这个“创意”。

结论

就像一战一样,宣传战的效果是高度主观的,无法通过伤亡率或建筑物的破坏来衡量。我们也不能对这些计划和机构进行评估,也不能完全基于哪一边是作为胜利的一方出现的。然而,可以肯定的是,这些信息的有效性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目标受众的士气。在日本,盟军的印刷和投放数量约为1.8亿到6亿张,在欧洲的总投放量达到了60亿张,这是史无前例的(数字可能会有很大的出入,尽管可能没有全面的记录)。但是,如果没有大量使用反情报手段和心理战,诺曼底登陆和攻占德国就不会如此成功,所有这些努力都挽救了数千名盟军士兵的生命,并帮助缩短了战争的历史进程。在太平洋战场上,在冲绳战役之后,许多身心俱疲的平民在阅读了宣传单上的公平待遇后,和平地向美军投降。这与日本军阀当局形成鲜明对比,他们声称如果民众们投降,一定会受到野蛮的强奸和处决。1945年8月12日,在塞班岛的OWI制造并投放了数以百万计的传单,向市民宣传投降的条件。这让日本天皇相信,盟军已经认真接受了无条件投降,这促使文职政府当局无视刚刚萌芽的军事政变,并在三天后结束了战争。裕仁天皇用颤抖的声音对他的人民发表讲话,宣布接受投降,这显示了广播媒体的力量。

在战争信息办公室任职是一种荣誉和荣幸,该机构理应得到公众舆论更多的信任。毫无疑问,在海外活动的过程中,轴心国对OWI的了解更甚我们本国的公民。——OWI区域总管理查德·胡博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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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塞班岛装载OWI的传单|中情局馆藏)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了,胜利的同盟国陷入了欢乐的海洋。与此同时,德国和日本本土也遭到了彻底的毁灭。城市和村镇的颓垣断壁中,数百万人已经死去,或正在死去。在战争中,人类这个物种,对彼此痛下杀手,人们残酷地灭绝着,摧毁着,循着祖先遗存的动物本性,疯狂着。那些幸存者面临着饥饿、毁灭和明晦不定的未来。两个邪恶的轴心帝国被摧毁了,古老的法国和英殖民帝国正处于崩溃的边缘,他们的夕阳正在缓缓落下。美国和苏联,角斗场上两个最英勇的战士,成为了意识形态上的对手,他们只是暂时搁置分歧,戴上头盔,肩并肩,,以击败他们的共同敌人。当日本与德国血流汩汩地躺在地上时,美国和苏联对彼此抽出了剑,目光冷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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