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4月海军陆战队领域的历史学家约翰·P·皮埃蒙特中校在伊拉克注意到了第1分遣队的历史意义，并决定将其历史作为自己的一个研究项目。在当时的历史与博物馆部门负责人约翰·W·里普利上校的帮助下，他被允许继续他的资料搜集工作，以期将它们变成一本专著。接下来就是他这两年来在伊拉克、华盛顿特区、弗吉尼亚州和加利福尼亚州进行60多次采访，以及数百份文件的搜集工作后的成果。

照片由Patrick J.Rogers提供

封面：2003年12月,第1分遣队被派往伊拉克部署之前，在内华达州印第安斯普林斯的备用机场进行Capstone演习。队员们正在听取关于模拟弹和实弹袭击任务的简报。分遣队的制服、武器和装备发挥出很好的优势。

第1分遣队，

美国海军陆战队，

美国特种作战司令部分遣队，

2003-2006年

——全球反恐战争中的美国海军陆战队

作者：约翰·P·皮埃蒙特中校，美国海军陆战队预备役

历史部：美国海军陆战队华盛顿特区2010、全球反恐战争中的美国海军陆战队

本系列中的其他出版物

美国海军陆战队在伊拉克，2003年：选集和注释书目

美国海军陆战队在伊拉克，2003年：巴士拉，巴格达及其他地区

前言

海军陆战队美国特种作战司令部分遣队，也被称作第1分遣队，是一个传奇。从表面上看，这个故事不过是沧海一粟。一小群海军陆战队员，组建、训练出大约一百人规模的部队，走上战场。这一切都发生在这个国家进入全球反恐战争的第18个月，和海军陆战队第1陆战队远征军正在“伊拉克自由行动”中部署的时候。然而，基本事实背后的故事不仅更复杂和迷人，而且从五角大楼到彭德尔顿营还出现了各种戏剧性的事件和强悍的角色，让它对海军陆战队具有重要意义。

第1分遣队故事的特别之处在于它体现了海军陆战队政策转变，体现了前沿部署海军陆战队远征部队让其特种作战能力成熟的可能，以及海军陆战队和海军医护人员的爱国主义传统、勇敢、忠诚和能力。尽管第1分遣队早已载入史册，但它的遗产仍然存在于新组建的海军陆战队特种作战司令部，其成员仍保留它的教训和经验，而他们现在仍然在数十个单位服役。

2004年4月海军陆战队领域的历史学家约翰·P·皮埃蒙特中校在伊拉克注意到了第1分遣队的历史意义，并决定将其历史作为自己的一个研究项目。在当时的历史与博物馆部门负责人约翰·W·里普利上校的帮助下，他被允许继续他的资料搜集工作，以期将它们变成一本专著。接下来就是他这两年来在伊拉克、华盛顿特区、弗吉尼亚州和加利福尼亚州进行60多次采访，以及数百份文件的搜集工作后的成果。

查尔斯·P·内梅耶博士，海军陆战队历史主任，匡蒂科，弗吉尼亚州

 序

这个故事始于2004年4月30日费卢杰营地的食堂。“看，那是科茨上校，”一个海军陆战队员指着一个坐在离我们几个桌子旁的上校对我说。“你知道他是谁吗？”“不，我不知道，”我回答道。“从来没有听说过他。”“他是第1分遣队的指挥官。如果他们出现在这里，就说明事情会变得有趣。“事实上，事情的确像人们想象的那么有趣。费卢杰的第一场战斗在众人皆知的高层压力下终于结束，叛乱很快就停止，而第1陆战队远征军（I MEF）在东边的阿布格莱布监狱到西边的叙利亚边境都非常忙碌。

我听完他对第1分遣队的快速介绍后，觉得科茨上校是我需要采访的人，我起身走向他，自我介绍并告诉他我在伊拉克做什么，如果他有机会，可以和我谈谈。他抬起头，停了一下，然后说“给我发电子邮件”。

好吧，遵命，我心想。“给我发一封电子邮件”可以翻译成“忘掉它，我还有其他事情要做。”但是还有第二个可能，它听起来更像是一个命令而不是一个建议，所以我确实给他发了一封电子邮件，更详细地解释了我的想法。令我惊讶的是，我马上收到回复：“我将热情地支援海军陆战队历史计划。”所以从那一刻开始他加入了。

罗伯特·J·科茨上校，海军陆战队特种作战司令部分遣队的第一任也是唯一的指挥官，是我在这个部队采访的第一名陆战队员。他在第1陆战队远征军G-3（作战部门）给了我一个小时，并详细介绍了当时部队的情况。（正如上文所说，它当时在巴格达作战）他还向我介绍了另外两名陆战队员，他们在组建分遣队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幸运的是，当时其中一人正好也在费卢杰营地。

J·吉尔斯·凯瑟四世中校当时是海军陆战队第2团第2营的指挥官。而之前他作为海军陆战队总部的作战军官，见证了第1分遣队的提议和创建，这一事件扭转了海军陆战队近20年的政策。我和他在费卢杰营地南门附近的办公室度过了非常丰富和有趣的90分钟。在采访过程中，他非常坦率，我们的谈话不仅帮助我追踪了部队的发展，而且还了解了海军陆战队与特种作战司令部之间关系背后的一些更深层的历史渊源。凯瑟告诉我，如果我想了解部队为何以及如何成立的具体细节，我需要与枪炮军士约瑟夫·G·塞特伦和主任军士特洛伊·G·米切尔交谈。

战事迫使我停止了关于第1分遣队的资料搜集工作，直到2004年7月我回到美国。在那里，我联系了塞特伦和米切尔并安排了采访。在接下来的两年中，我采访了该单位的几十名成员以及参与组建该单位的其他陆战队员。对我来说，这些研究和写作一起变成了一个无价的专业军事教育。令我对那些以其独特的能力和精神组建现代海军陆战队远征部队的领导者和思想家们，产生了更多的理解和赞赏。

同样，第1分遣队的海军陆战队员们在同龄人中也都是非常优秀的。他们告诉我的最重要的是，他们是的确属于特种作战部队，但从头到尾他们都是海军陆战队员。他们来自海军陆战队，最终又回到海军陆战队。

我必须感谢以下个人和组织的帮助与支持，使我们可以记录这段历史。首先是第1分遣队的海军陆战队员，特别要强调科茨上校、克雷格·S·科泽涅斯基中校、杰瑞·卡特少校和韦德·普里迪少校。他们所有人——以及其他文中稍后会提到的人都给我时间和关注，回答后续的繁复问题，并审阅了手稿的草稿。他们毫无保留的让我访问分遣队的海军陆战队员，查阅他们的记录和文件。

如果没有凯瑟，塞特伦和米切尔，无论是比喻还是字面意思上，要完成这份专著都是无法想象的。我可能无法充分描述塞特伦和米切尔，因为他们的职业生涯的细节将很多年不为人所知。保罗·A·汉德上校从特种作战司令部内部的陆战队员的角度讲述了这个故事，并帮助我理解了该司令部内部是如何运作的。

需要特别感谢美国海军威廉·W·威尔森中校，不仅是因为他接受了一次坦诚而公开的采访，回答了多个后续问题，而且因为他是个故事的核心。如果没有他的参与，第1分遣队的故事可能会有很大的不同。他以他的哲学作为日常指南-“对特种作战司令部有利，对陆战队有利，对国家有利”——他对第一支成功为特种作战司令部服务的海军陆战队部队做出了重大贡献。

在海军陆战队经验教训中心——以前称为EFCAT的组织——几个海军陆战队员愿意在匡蒂科和伊拉克给我伸出援手：蒙特·E·邓纳德上校、乔纳森·T·埃利奥特中校、斯科特·霍金斯中校、迈克·杜克斯少校和皮特·A·多托上校。太平洋舰队海军陆战队的马克·A·桥本中校也大力配合向我提供了大量材料并回答了问题。

在历史部门，我要感谢已故的海军陆战队（退役）上校约翰·W·里普利和尼古拉斯·E·雷诺兹上校，他们把我送到了伊拉克并给了我行动的自由。大卫·凯利中校（他放弃在费城舒适的退休生活，去伊拉克作战）、内森·S·劳瑞上校、戴维·A·班霍夫中校、克雷格·H·科弗特中校、柯蒂斯·P·惠勒中校、杰弗里·莱利中校、斯蒂芬·温斯洛少校和首席准尉威廉·艾特森在这和其他方面都提供了出色支援。最后，海军陆战队的首席历史学家，查尔斯·D·梅尔森，一个博学多才的人，帮我将一个好主意变成了一个好产品，我还得到了编辑肯尼斯·H·威廉姆斯，格雷戈里·A·马切克以及万达·J·伦弗罗和设计师W·史蒂芬·希尔和文森特·J·马丁内斯的帮助，在此对他们表示感谢。

——约翰P.皮埃蒙特，美国海军陆战队预备役中校、匡蒂科，弗吉尼亚州

前言

序

目录

第1章          概念

第2章          组建部队

第3章          训练

第4章          部署

第5章          “一般行动”

第6章          直接行动

第七章         安纳杰夫，“Z”和家

第8章          一个经过验证的概念

结语

第1章：概念

美国特种作战司令部的崛起

美国特种作战司令部--USSOCOM，或简称SOCOM--于1987年根据纳恩-科恩法案正式成立，该法案修订了1984年戈德华特-尼科尔斯防御重组法案。在20世纪80年代早期，这个国家不仅面临着以苏联为主导的华沙条约和其他主要的传统威胁，而且还有新出现的欧洲激进运动以及众多宗教、种族性质的恐怖主义潮流和中东政治运动。新司令部的建立源于国家需要能时刻准备进行非常规战争和反恐怖的特种作战部队，并指导和协调他们的工作。1983年国防部长卡斯帕·W·温伯格的备忘录中直截了当地阐述了这种需要，该备忘录指出，复兴特种作战部队“必须作为国家紧急事项处理”。

建立特种作战司令部的法案的意义不仅仅在于创建了一个新的联合战斗司令部;它还在国防部设立了一个职位，负责在政策方面监督特种作战：特种作战和低强度冲突方向的副国防部长。此外，特种作战司令部在很多方面类似一个独立军种;在各联合司令部中，特种作战司令部可以管理自己的预算流，这使得它不仅能够使用获得特种作战专用装备，还能开发和测试装备。自1986年以来，这一非常权利为特种作战司令部提供手段，使其部队能够迅速装备任务关键装备，让它成为在更传统的采购规则下工作的其他武装部队的羡慕对象。

在特种作战司令部建立后，各武装部队军种将现有的特种作战部队提供给它：陆军派出了特种部队（SF）、游骑兵和其他部队；海军派出了海、空、地部队（SEAL）;而空军则包括其特种作战联队，包括战斗搜索与救援中队和AC-130炮艇机等单位。在这些军种中，只有海军陆战队没有贡献出部队。

海军陆战队做出这一决定有几个原因，但关键在于海军陆战队领导层将陆战队视为本身具备特种作战能力的通用部队，它必须在结构和海上性质上保持灵活性。将海军陆战队的部队置于特种作战司令部之下，甚至将特种作战司令部置于海军陆战队之下（一名国会议员的观点），都会阻碍陆战队执行它为国家防御提供海上远征战备部队的主要任务。在这一观点背后暴露出当时存在的不安情绪——一个独立的特种作战司令部可能会是一个不成功的冒险。1980年在伊朗“沙漠1号”机场的失败并没有大家遗忘，它在美国武装部队中留下了挥之不去的不信任。*最后，海军陆战队认为自己本身就是“特殊的”，并没有看到任何向特战司令部里派遣陆战队部队，以获得他们实际已拥有的名声的需要。

*“沙漠1号”是伊朗境内地点的代号，1980年4月美国空军的运输机在此运送在德黑兰拯救人质的部队，将其转移到由海军陆战队驾驶的海军直升机上。然后直升机将为下一阶段的行动加油，这次行动被称为“鹰爪行动。因为一些直升机的机械故障问题，以及C-130“大力神”与RH-53D“海上种马”之间发生碰撞导致8名空军士兵和海军陆战队员丧生，使任务指挥官终止任务。任务的失败以及随后的国会调查暴露了特种作战团体内部存在的联合可操作性问题，是建立特种作战司令部的主要原因。沙漠一号的失败使执行任务的陆军和空军人员以及直升机分遣队的海军陆战队员中产生了痛苦和持久的相互指责。

指挥官开始内部研究

海军陆战队不向特种作战司令部派出部队的决定，并不意味着海军陆战队不遵守更大的特种作战战略。1983年10月国防部副部长温伯格的备忘录要求全面改进特种作战部队的组织和方向。该备忘录指示各武装部队军种“指定特种作战部队及相关活动充足分配资源的优先权。”根据这些指示，海军陆战队领导层仔细审查了这一问题，并制定计划，希望利用陆战队现有的组织结构来增强特种作战能力。结果就是“特种作战能力”或“SOC”计划。

1984年9月14日，海军陆战队司令保罗·X·凯利将军下令大西洋舰队陆战队司令部（即大西洋舰队海军陆战队），阿尔弗雷德·格雷中将，研究海军陆战队的特种作战能力，并提出加强这些能力的方法。一群军官在格雷的授意下于1984年11月19日至12月17日，在北卡罗来纳州列尊营的第2海军陆战队两栖部队总部会面，并制作了“海军陆战队特种作战进展审查”的报告。这份文件从历史角度回顾了海军陆战队和特种作战，讨论了海军陆战队目前的能力，并提出了增强这些能力的建议方案。研究群在几个方面的研究非常了不起，因为它简明扼要地阐述了海军陆战队对特种作战的看法，以及海军陆战队实施特种作战的能力。

这项研究的共同主题是，无论是在部队层面还是个人层面，海军陆战队参与特种作战已经是一个历史事实。在报告中，讨论了专门的海军陆战队特种作战部队，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陆战队伞兵和突击队，并指出他们的经验并不完全成功。实际上，这些单位很少（突击队）或从不（陆战队伞兵）被用于它们所扮演的角色。两支部队在战争结束前很久都被解散了，他们的海军陆战队员被吸收到了传统单位。而一些海军陆战队员个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在战略服务办公室（OSS），之后在韩国，以及后来在越南的研究与观察大队中（MACV-SOG）脱颖而出。另一方面，该报告指出，常规部队的陆战队空地特遣部队经常进行某些特种作战，最明显的是“凭借组织灵活性和前沿部署姿态”进行非战斗性后送和两栖突击。

研究群在讨论框架时陈述了参谋长联席会议对特种作战的定义，他们指出，特种作战的定义最近从“次要或支援作战”——研究群称之为“模糊性的指导术语”——转变为更明显的定义-“由经过专门训练、装备、组织的国防部单位实施的军事行动。”研究群审查并制作了一份与海军作战相关的特殊任务列表，并分成了三大类特种作战能力：

• 类型A。实施特种作战任务（如特殊目的袭击）的能力。这种能力需要独特的技能、高度专业化的装备和远远超出常规部队通常所能提供的训练。涉及的部队规模很小，将用于短期行动。（小规模专业化特战能力）

• 类型B。实施两栖突击和支援其他特种作战任务的能力，需要的部队仍采用常规组织（通常是连规模的部队），但已经指定专门执行特种作战任务，并为之集中进行训练和配备相关装备。（小规模半专业化特战能力）

• 类型C。实施两栖突击、非战斗人员撤运和支援其他特种作战任务的能力。需要的常规组织和装备的大规模联合武装部队。(大规模支援性特战作战能力)

根据背景讨论的总主题，审查研究人员发现，虽然“某些海军陆战队部队具有C类，甚至类型能力”，但这种能力是零碎的。一些陆战队两栖部队可以进行袭击;某些单位可以执行特种作战里的侦察/监视任务;在某种程度上，直升机中队接受了所需的训练。但是，“关于特种作战没有一致的方法。”值得注意的是，该研究还考虑了通过重组现有单位或创造新事物来更好地服务海军陆战队。

研究群通过人事，情报，训练，后勤，通信和电子，航空，指挥关系，美国海军观点，作战和训练等问题进行了讨论（研究群的一名成员是来自第2舰队第2两栖群的海军参谋军官），以及仓促与预先计划的应对危机的性质。根据上述所有的参考与讨论点，研究群审查了海军陆战队现有的特种作战能力，并提出了七种增强该能力的选择。最基本的结论是提高舰队陆战队部队的整体训练水平，以及立即、具体地的提高两栖突击能力。

研究群推荐了七个选项中的四个用于进一步审查和行动。第一个是保持是目前的陆战队两栖队结构，并通过一个袭击连实现了C型能力。研究群称此选项“快速应急”，这是一种立竿见影的方法，但是“无法在一夜之间实现”。第二个推荐选项是将现有的陆战队两栖队改进为均匀的C型能力并通过一个袭击连实现B类能力。这个选项需要“能力和成本的质变。”然而，研究群指出这对“舰队海军陆战队范围的好处是显而易见的：地面和航空技能将随着海军陆战队轮换到其他单位而传播开。与此同时，MAU将更好地准备支援A类特种作战。“

第三个选项包括了第二个选项，增加了一个小型专用的海军陆战队特种作战部队的地面分队，大约275人，基于A型能力建立，在美国本土部署，而不是向前部署。*“这保守地需要两年时间”，研究群解释说，“舰队海军陆战队可以为舰队指挥官提供完整的全领域特种作战能力”。研究群观察到“这种替代方案很有吸引力，因为它是全能的”。

*这个纸面上的部队与20年后的第1分遣队有着相似之处，尽管它比第1分遣队大。其特遣概念编制表的注释包括一些有先见之明的语言：“该连的S-2支援分队将明显大于普通的参谋情报部门，这是有充分理由的……部队必须能够接收近实时情报和信息，具备高度分析和一定的融合能力。而为了让部队与国家数据库联系，ADP（自动数据处理）情报支援也是必需的。”

第四个选项也包括了第二种选择，但是增加一种规模更大的A型特种作战部队，在这种情况下MAU有大约1000人，航空中队包含西科斯基CH-53E“超级种马”直升机和洛特希德C-130“大力神”运输飞机。研究群指出，这个项目可能需要三年时间才能实现，并且将“最激进且代价极高”。它具备那些小规模部队的优势，但“将满足特种作战的各种突发事件。”

在这四项研究中，研究群倾向最后一个选项，他们的考察研究员称之为“最激进方案”。如果它被采纳，研究群的成员将扩大他们的指导范围，因为他们所倡导的部队极具潜力，能够复制其他武装部队的特种作战部队。第四个选项没有任何退路;这是一个“要么成功，要么失败”的提案。它具备优势（“提供具备高技能、实质性的空中地面部队，可以专注于特种作战任务”）以及同样明显的缺点（“需要规划主要补充部队的结构，将对现有海军陆战队结构产生重大影响”和有偏离海军陆战队传统的“两栖角色”的“隐患”）它还包含第二个选项，它对陆战队两栖队具有重要意义。

特种作战能力（SOC）计划值得我们详细研究，因为它说明了基于历史陆战队的角色和任务，增长了一系列补充能力。现在关于海军陆战队和特种作战团体之间关系的背景讨论里，很少有人深入研究海军陆战队为什么决定保持在特种作战司令部指挥结构之外，并做出理智分析。因此，对海军陆战队特种作战能力的误解持续到了现在，并且肯定会使人带着有色眼镜讨论相关问题。特种作战能力计划的重要性不仅在于它显着增强了现有的海军陆战队部队及其能力，而且还为海军陆战队提供了单兵和组织层面的技能基础，使海军陆战队在需要时能迅速为特战司令部部署部队。

格雷中将报告他的发现

格雷中将收到了研究群的结果，并在1985年3月26日将其调查结果提交给了指挥官凯利。格雷的研究结果展开了前期研究中的观点，这些观点在本质上必然会有一些离题，并带有给他们作战部队重任和授权的期望。在他自己的分析中，该报告肯定了本次审查的结论，其中包括，得益于“海军陆战队空地特遣部队概念和完善的海军指挥与控制结构”，现有的陆战队空地特遣部队结构提供了特种作战能力，而这种能力不存在于其他任何军种中。

格雷的大西洋舰队海军陆战队报告使用的方法与研究群的讨论类似：通过几个前提条件对所涉问题进行了说明、划定、界定和讨论。该报告得出了七项结论并提出了三项建议：海军陆战队拥有海上特种作战的独特能力;进一步发展能力将对整个海军陆战队的影响;并且海军陆战队可以根据当前联合定义开发全谱能力。该报告的结论是，海军陆战队应根据现有学说开发专门的海上打击能力;这种能力必须符合两栖指挥关系的需要;所有陆战队特种作战部队都必须与现有的海军特种作战组织相辅相成;最后，考虑当前世界普遍存在的威胁，发展这种能力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

大西洋舰队海军陆战队报告里建议，海军陆战队可以发展一种“可用的特种作战能力，以便为舰队指挥官提供'全范围响应'能力”。实现这一目标所需的三个步骤是开发一个“更新过的海事特种作战条例;”为空地特遣队提供“额外的标准化训练”;并在大西洋舰队海军陆战队和太平洋舰队海军陆战队中建立一个“专门的特种作战部队，以实施需要训练极为有素部队的专业任务”。研究群提出的增强型海军两栖队和A类能力大型专用特种作战部队的首选方案经过修改后幸免于难，它的不同版本后来作为一个操作方案提供给指挥官。大西洋舰队海军陆战队报告中更新的原则和额外的标准化训练完全符合研究群的第二个选项。*

*如果你们发现这两个文件似乎都在努力以一种沉闷的方式陈述和重述，那就应该明白这是为了让语言更加严谨。“辅助”、“专业”、“独特”和“海事”这些词的使用是为了准确说明海军陆战队应该和不应该做的事。

报告最后一段提到海军陆战队的训练、组织和能力会发生重大变化：“结论、建议与实施建议：如果报告得到证实，我们需要付出极大努力，发展现有的海军陆战队空地特遣部队结构中存在的独特可行的潜力。大西洋舰队海军陆战队准备立即启动和发展这种潜力。“

指挥官的决定

1985年4月27日，格雷中将会见了凯利将军，回顾了特种作战研究群的研究结果和格雷的大西洋舰队海军陆战队报告。他们讨论了海军陆战队特种作战增强的三种选择。第一个是不做任何改变，这显然不是一个可接受的选择，因为国防部长温伯格已经下达指示。第二个是“发展一支专门的特种作战部队”，而第三个选择是“让舰队海军陆战队能够用他们的常规部队进行广泛的特种作战。”

鉴于格雷中将曾表示他的司令部准备在这个问题上“立即”采取行动，因此他提出详细的建议并不奇怪。对于专门的特种作战部队，格雷首选的行动方案是为了打造一个拥有地面和航空作战分队的1000人的海军陆战队空地特遣部队。他列出训练周期的时间表、一个整体能力清单、以及测试这一概念的试点部队的方案。试点部队的计划是组建上文提及大部队的较小版本，一个289人的部队，地面作战分队是加强的海军陆战队步兵连，航空部队由4架CH-53D/E直升机组成。该计划的优缺点与第2海军陆战队两栖军研究群和大西洋舰队海军陆战队报告所述的内容相呼应：专用的特种作战部队将提供实质性的能力，但它会在海军陆战队的任务和结构方面，产生大量的时间和资金的负面影响。

格雷中将也有另一种选择计划：利用海军陆战队所拥有的并改进它。

这个计划有两个目标。

第一个是“标准化/改进陆战队两栖部队进行理论上特种作战的能力。

”第二个是“避免与其他军种的特种作战部队产生任务冲突。”

为了帮助实现第一个目标，第3陆战队两栖队将会在第2海军陆战队两栖军内建立。训练周期将得到扩展和标准化，三个部队将进行持续轮换，确保其中一个在海外作为第六舰队的登陆部队，一个是正在接受训练以接管任务，一个刚完成再部署，处于训练周期里的重组状态。一个概念图标显示这个计划的进程，在1989年底进行连续部署，并特定标记出单位执勤。正如简报所述，“解决方案”继续提供改进训练的细节，包括但不限于“特种作战所需的指挥与参谋规划和执行技能”；“步兵连/排发展为突击分队、掩护分队或预备分队提供所需的技能”；“和”发展穿透/秘密接近方法，城市作战和撤离所必需的航空技能。“该计划提供了广泛而有价值的能力，全面加强了训练，可以在现有的海军陆战队结构内完成。

1985年6月7日，凯利将军在一份记录在案的备忘录中通过了一项计划，也就是改进现有结构来加强海军陆战队的特种作战能力。他指示大西洋舰队海军陆战队开始该计划，使用陆战队两栖队作为试点，并表示“这支陆战队两栖队将被暂时指定为——‘陆战队两栖队（特种作战能力）。'”它包括具体的指导新的部队，即“MAU（SOC）”如何实现组织优化;一个关于所有重要的传统陆战队角色训练方案;关于特殊任务超出部队正常能力的所有支援;特殊装备;与“联合特种作战司令部（JSOC）和/或其他军种”在“任务要求所规定的场合”的联合作战概念。

两周后，凯利将军以书面形式向参谋长联席会议通报了这一倡议，并在另一条包含相同案文的电文中，向地区战斗指挥官和其他人，包括特种作战司令部的前身，美国特种作战总指挥做通报。这两份文件都清楚地说明了海军陆战队正在做什么以及为什么做——一项全面的计划，旨在增强现有能力，提供补充的海事作战能力——以及它具体没有做的事情：侵犯“如JSOC、特种部队、海豹突击队或特种作战联队等特殊目的组织”的角色和任务。

1986年11月，一个正式的实施计划形成，它包含了第一支具备特种作战能力的陆战队两栖部队的经验。而这些经验又在不断的改进和提高，而当各部队按照部署时间表，轮流进出陆战队两栖队时，海军陆战队员个人的经验和技能又会交叉传授给舰队陆战队的其他人。特种作战能力单位的兴起恰逢重新开始严格的专业军事教育，所以海军陆战队各正规学校也积极响应该计划的要求。

不为人所知的是，在早期的例子中，海军陆战队与新特种作战司令部之间的合作，验证了具备特种作战能力的海军陆战队两栖队与专业特种作战部队一起作战时的特殊作用。*在北卡罗来纳州列尊营，特种作战训练大队和第2远征军直属侦察连为美国大西洋司令部派出了指挥官的直接行动部队，通常被称为“指挥官的危急反应部队”。顾名思义，它作为战区指挥官的补充能力存在，如果某些来自特种作战司令部的特种作战部队无法响应危机，它就会展现其价值。这种特遣队凭借海军陆战队通过MAU（SOC）计划开发的专门的海上直接行动能力，并通过其训练和评估的形式，与特种作战司令部建立直接联系。

*一位将在后面的故事中扮演重要角色的军官——柯尔·A·汉德上校，在1987年的时候，担任第26MAU（SOC）的连长，记得部队与“很多不同的组织合作……包括来自布拉格的人”，尤其是对特种作战司令部的高级别梯队分队的着重参考。“在当时”，他继续说，“JSOC与海军陆战队之间的关系再好不过了……这些作战人员已经找到了如何使其发挥作用的方法。”

同样的情况还有，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美国中央司令部在乔治·B·克里斯特上将的领导下实施了非常成功的海上作战，其中使用了MAU（SOC）分队和特战司令部的分队。克里斯特上将这样描述这些部队：“我们确实发明了一件新事物。这是一支袭击部队，在夜间与陆军、海豹突击队、海军完全整合，并借助空军侦察，但它规模又非常小。这是一个小巧玲珑的组织。“。

1988年2月5日，格雷上将接替凯利上将担任海军陆战队的指挥官，更改了陆战队空地特遣部队的名称。“两栖”变成了“远征”，预示着海军陆战队回归根源和新兴的军事哲学变革。格雷将军指出，“我们在世界各地部署的部队不仅限于两栖作战。”一夜之间，MAU（SOC）变为MEU（SOC）。

20世纪90年代，有特种作战能力的海军陆战队远征队执行了大量行动，其中一些单独由MEU（SOC）承担，其中一些作为联合作战的一部分承担。海军陆战队在巴尔干半岛和非洲实施了非战斗人员撤运，其中一些由特种作战司令部部队参与。1994年，第24MEU（SOC）在波斯尼亚救出了美国空军部队飞行员斯科特·奥格雷迪上尉。美国在索马里的18个月的维和行动提供了一个几乎所有MEU（SOC）能力都被使用的场所，从第15MEU（SOC）实施两栖突击，到最后第24MEU（SOC）的两栖撤退。而在1993年索马里的一次总共48天的值班部署期里，第24MEU（SOC）进行了大部分SOC任务的基本任务，包括使用小型船只和直升机实施的多次两栖突击;支援盟国作战;失事飞行员的战术营救；大量人道救援任务;和海上特殊目的部队的一次直接行动袭击。

1991年1月撤离美国驻索马里摩加迪沙大使馆的“撤离东部出口行动”表明MEU（SOC）训练标准在相对较早的时候，已经渗透到整个舰队陆战队。在这次行动中，第4海上远征旅在阿拉伯海上执行沙漠盾牌作战，两栖准备群的船只离这里有450英里的距离，它根据任务迅速组织了一支小部队进行使馆撤运。每个分队的作战都根据于MEU（SOC）学说和经验：快速有效的命令和参谋行动;例如，某直升机分遣队，夜间在开阔水域飞行运送特遣部队（里面包括九名海军海豹突击队员），中途多次实施空中加油，最终在地面完成了高度敏感的任务，表现优异。

然而，20世纪90年代的十年也暴露出一个问题，海军陆战队与特种作战司令部之间的关系下降，海军陆战队和特种作战团体之间的鸿沟逐年扩大。尽管有许多海军陆战队员个人在特种作战司令部任职，并表现良好，但战区特种作战司令部与海外部署的MEU（SOC）之间很少甚至没有互操作能力。海军陆战队内部时常反映，“喜欢海军陆战队员，但讨厌海军陆战队”的态度持续存在。一个已存在的军种级关系，特种作战司令部/美国海军陆战队协议，它可以而且应该已经确定并培养了几个共同感兴趣的点，却在1996年左右开始进入休眠状态，切断了在采购、训练和作战方面的所有合作。早期的部队级计划，例如特战司令部的分队与部署的MAU（SOC）以及基于列尊营的战区指挥官危急部队的营地间联合作战也已结束。到21世纪初，美国海军陆战队和美国特种作战司令部已不再合作。

2001年9月11日：情况改变

2001年夏天，J·吉尔斯·凯瑟四世中校担任海军陆战队空地特遣队（MAGTF）特种作战部门负责人的职务，在海军陆战队总部负责规划、政策和作战方面的事务。他的职位包括与MEU（SOC）计划相关的所有事项以及与特种作战明确和隐含相关的所有事项。他非常适合这项任务，除了常规步兵生涯，他还担任过第2空海火力联络连的作战军官和第2远征军直属侦察连的执行官。作为美国陆军高级步兵军官课程的学员，凯瑟遇到过几名陆军特种部队和游骑兵军官。他发现，作为一名海军陆战队军官，他与他们在一起的时间远远超过了与他更为传统的海军陆战队同僚。除此之外，凯瑟认识到他们处理、分析和执行任务的思维与海军陆战队的思维十分接近。  

J·吉尔斯·凯瑟四世中校；摄影：约翰·P·皮埃蒙特少校

J·吉尔斯·凯瑟四世中校，2004年5月在伊拉克YTC的营地，第2海军陆战团第2营作为共同官员。作为2001年至2003年海军陆战队总部的空地特遣队特战部门作战军官，他见证了陆战队对特战司令部的第一次兵力贡献，部队将成为海军陆战队特种作战司令部第1分遣队。

凯瑟中校后来作为参谋在欧洲特种作战司令部（SOCEur）部署，这段经历让他进入了特种作战环境，并进一步验证了他在陆军高级步兵军官课程中形成的观点。他学到的第一件事就是，对于在特种作战领域工作的海军陆战队员，人脉至关重要。另一边的人需要得到一个单独的海军陆战队员并且信任他，一旦自己被接受，联合作战的可能性就会大大增加。凯瑟观察到在欧洲的特种作战部队也是按以任务组织部队的形式作战，但与陆战队空地特遣队不同，缺乏陆战队具备的结构方面的协同完整性。这一经历在他的脑海中形成了这样的想法，海军陆战队可以向特种作战司令部提供一些具体的东西，即一支具备自持力，能够执行广泛广泛的任务，并且具有远征和联合武装精神，以任务组织的空地部队。

到2001年夏末，凯瑟中校被分配到海军陆战队总部负责规划、政策和作战，凯瑟中校致力于恢复MEU（SOC）和特种作战司令部之间的进入休眠状态的训练关系。它被搁置了好几年了。那个时候，没有人能提起，更不用说倡议更进一步的派海军陆战队去特种作战司令部。*他手头的任务只是为海军陆战队和特种作战司令部的共同利益而重新接触特种作战团体。但是，正如凯瑟后来提到的那样，“9月11日，这个国家的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

*《海军陆战队公报》在2001年4月和7月，关于海军陆战队为特种作战司令部的贡献兵力的问题印制了一份简短的交流材料。向特战司令部贡献兵力部队的异议是由两栖战争学校的一名学员撰写的;而对“为什么向特战司令部贡献兵力部队不符合海军陆战队的利益”的详细回应，是由特种作战司令部的作战、规划和政策中心训练部门负责人汉德上校撰写的。

凯瑟中校前往坦帕

在2001年9月11日袭击事件发生后不久，规划、政策和作战（PP＆O）副司令埃米尔·贝达德中将命令凯瑟中校前往佛罗里达州坦帕市的特种作战司令部总部，开始修复长期破裂的关系。他的任务将重新建立濒临死亡的特种作战司令部-美国海军陆战队协议。凯瑟的第一个行动是与特种作战司令部的海军陆战队员高层保罗·A·汉德上校报道，他仅在几个月前在《海军陆战队公报》上写过一篇针对抵制在特战司令部内加入海军陆战队思潮的回复《这是一个好主意，但是……》。

汉德是一名常规背景的步兵军官，曾在MAU（SOC）任连长，之后在两栖作战学校、指挥与参谋学院学习，再之后担任营长——但他没有陆战队侦察兵或特种作战司令部的工作经验。汉德将他的背景视为财富而非限制。虽然他已经向特种作战司令部报道，但是汉德收到了贝达德的指示，和凯瑟的类似：改善关系，再次获得特种作战司令部——美国海军陆战队协议，找到合作的方法。这些努力正在9月11日的袭击之前已经进行，但发生的重大事件加速了进展。

凯瑟中校接着去拜访了特种作战司令部的作战、规划与政策主管，美国陆军少将埃尔登·A·巴格韦尔，他曾与之一起在欧洲特种作战司令部工作过，并有良好的私交。凯瑟与巴格韦尔讨论了随着反恐战争的进展超过了所承诺的时间，可能陷入持久战，基于陆战队远征队的前沿存在和独特能力，海军陆战队与特种作战部队之间将有更多合作的机会。他知道海军陆战队可以在反恐战争中提供什么样的特种作战部队，并决心做出证明。

2001年秋季和2002年初冬，凯瑟中校成为一名来回穿梭的外交官，在华盛顿度过一周，在坦帕度过下周。他在特种部队司令部内找到了志愿的盟友，也在那里遭遇了如铁板一般强硬的反对。而在美国海军陆战队总部也是如此，汉德上校正在忙着处理在特种作战司令部作战中心安置两名海军陆战队员。9/11事件发生后不久，贝达德中将向特种作战司令部的同行询问了海军陆战队可以提供怎样的直接援助，答案是情报军官。于是海军陆战队提供了两名情报军官，特种作战司令部欣然接受。然而，特种作战司令部的反陆战队态度重新浮出水面，两名海军陆战队员只能带着行李等待，直到特种作战司令部指挥高层出面为分配他们铺平道路。最终，这两个人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证明了汉德的推论以及凯瑟的陆战队与特种作战关系法则：得到优秀的海军陆战队员，让他们去上班，其他一切都会成功。

凯瑟中校发现特战司令部内部盛行的所有反对陆战队提供部队的争论，沿着古老熟悉的套路进行：“你们（海军陆战队）有你们的框架，我们有我们的框架，现在你们要留下来…可是在1986年你们不是决定不想加入吗？“但事实是，特种作战司令部和海军陆战队的“框架”没有深度连接，没有做到让一方的能力弥补另一方的不足。

海军陆战队内部的反特种作战司令部态度也是根深蒂固的，但是9/11事件发生后，这一切都成为了过去。2001年春天，联合特种作战司令部主动提议与部署的海军陆战队远征部队再次紧密合作。海军陆战队的克莱尔中校经常听到的是“我们不需要特种作战部队，我们可以自己做，没有什么我们做不到的事情。”凯瑟根据自己对欧洲特种作战司令部部队的了解，知道这个论点不成立。海军陆战队根本没有能力提供特种作战司令部那样的训练流程和资源，凯瑟在2004年回忆说“世界上所有的虚张声势和所有谈话都没有改变事实：热情并不等于能力。”他还不得不面对反对派遣部队的古老的马林论点：如果海军陆战队向特种作战司令部提供部队，他们将失去对它的控制权并且永远不会将其取回，这样的承诺将使高价值的海军陆战队队员流血。

随着时间的推移，凯瑟中校将把所有这些论点反驳，但汉德的任务是夺占登陆场，以便在观众前站稳脚跟。他的目标是恢复特战司令部/陆战队协议;海军陆战队需要在制度上、在各条战线上、从MEU（SOC）/战区特种作战互操作性到装备采购到情报支援的各个方面与特战司令部接触。在9月11日之前的日子里，部署的MEU（SOC）和战区特种作战部队之间的互操作性从未进行过真正的测试。尽管1997年的“高贵方尖碑”行动里，塞拉利昂与特种作战部队共同进行了非战斗人员撤运行动。证明了合作不但可能，而且在作战层面可以得到加强。但是，这次行动是规则的例外。这种状况可能令人遗憾，但很少有决策者认为这是一个潜在的致命弱点。在9/11之后，这个问题出现了完全不同的光芒。事实是，在这场特种作战人员发挥主导作用的战争中，特种作战司令部与海军陆战队之间的不正常关系，不仅威胁到海军陆战队咋阴影中的角色，而且还剥夺了这个国家陆战队远征军应具备的精良能力。

指挥官改变方案

到2001年底，凯瑟中校的穿梭外交和汉德上校的内部施压显示出成功的迹象。他们利用之前职业生涯里学到的经验，使用以前的人脉来建立新的人脉。尤其是凯瑟有一个小型的盟友和支持者网络，他们几个人都是体制内的制服人员，让他了解各军种和特种作战司令部的进展和态度。更重要的是，他们很快就拿到了一份备忘录，该协议于2001年11月9日由指挥官小詹姆斯·L·琼斯将军和特种作战司令部的指挥官查尔斯·R·霍兰德将军签署。本备忘录重新启动了特种作战司令部-美国海军陆战队协议，为更深层的合作铺平了道路。

在2002年1月的第一周，凯瑟中校向琼斯将军做简报，并挑选高级军官，作为在此后不久开始的第一次特种作战司令部-美国海军陆战队协议的准备工作。在他继续前，他希望获得指挥官的批准。凯瑟讨论了特种作战司令部的接触计划，包括后勤、航空和其他各方面。正如他所回忆的那样，当简报结束时，指挥官表示赞同他所听到和看到的内容，然后坐下来说：“如果我们真的想表明我们对此的承诺，我们需要考虑给特种作战司令部提供一些部队。“这句话完全颠覆了海军陆战队的长期立场。

事实上，琼斯将军在9/11事件发生后立即向特种作战司令部提出了一支海军陆战队部队。他在特种作战司令部打电话给霍兰德将军并向他提供了一支远征军直属侦察排。霍兰德指示负责特战司令部资源和需求方面的海军特战旗官与汉德上校交谈，并确切了解琼斯的提议到底是什么意思。汉德接到贝达德中将的电话后确认了这个提议，然后开始回答来自特种作战司令部内的众多问题。如何确认和处理这一最初提议，掩盖了后来关于更多关于部队支配权问题的讨论。也就是说，从这里开始，一个主要问题的处理方法将会有所不同。

2002年1月，在首次召开特种作战司令部-美国海军陆战队协议会议后不久，汉徳上校向特种作战司令部指挥官介绍了琼斯将军提供军直属侦察排的情况。陆军特种作战指挥和海军特种作战司令部对哪个地方最适合这个部队进行了辩论。两个司令部都言之有理。汉德记得海军特种作战司令部的指挥官立即表达了海军陆战队由于其海上根源而应该与海军保持一致的观点。陆军特种作战司令部的指挥官不同意。汉德都没有被二者打动，但是他回忆说，这是海军陆战队第一次也是最好的机会，借助美国陆军特种作战司令部“跳船”并向它下注。

凯瑟中校接受了琼斯将军的指示，不仅仅是命令他设计让海军陆战队对特种作战司令部做出兵力贡献的方案，而是让他为第一份特种作战司令部-美国海军陆战队协议做好准备。对凯瑟来说，幸运的是，他在秋天就提前一步得出结论，特种作战司令部在反恐战争中执行的任务最终将超过其能力。他有一个清晰的想法，海军陆战队可以相当迅速地使用部队，而不只是一个侦察排，这将减轻部队的任务负担，并涵盖了特种作战司令部部队参与的一些任务。更好的是，凯瑟有两名海军陆战队员为他工作，他也可以从内部了解特种作战司令部，并且能坐下来制定一个精心设计的合理提案。

海军陆战队提出了一个计划

枪炮军士约瑟夫·G·塞特伦三世是海军陆战队空地特遣队（MAGTF）特种作战部门的负责人，为凯瑟中校工作。在9月11日袭击之前，他加入了侦察作战咨询群，通常被称为“修复侦察计划”，琼斯将军建立它用来恢复陆战队侦察部队，使他们的特殊技能和训练能以最好的方式支援陆战队作战部队。

主任枪炮军士约瑟夫·G·塞特伦三世，海军陆战队总部的MAGTF和特种作战主管。摄影：约翰·P·皮埃蒙特少校

塞特伦在20世纪80年代初作为海军陆战队步兵入伍。他于1987年进入侦察职业领域并服役于第2远征军直属侦察连。1997年，他因为担任机密职位离开海军陆战队，于2000年作为主任军士返回，并被分配到海军陆战队总部特种作战部门。他与凯瑟中校一样具有独特的资格和不寻常的地位，可以解决这些问题。塞特伦的个人经验能使他理解特种作战司令部的形式，也了解陆战队作战，并充分熟悉到陆战队侦察团体的现状。

主任军士特洛伊·G·米切尔.摄影：约翰·P·皮埃蒙特少校

主任军士特洛伊·G·米切尔也是修复侦察计划的原始成员。他曾在几个侦察单位服役，和塞特伦一样，曾在特种作战司令部内进行过一次“黑暗面”部署。他于2000年2月被选中专门为侦察作战顾问群工作，当凯瑟打电话给塞特伦，告诉他需要为第一支分配给特战司令部的陆战队部队制定计划时，他完全参与了该计划。

主任军士特洛伊·G·米切尔，海军陆战队总部人事部门侦察领域的专家。他建立了部队“结构”，也就是提供了实际的人员职位，可以从现有的单位中抽人建立第1分遣队。他不仅建立了结构，还帮助制定了每个陆战队侦察兵的装备需求。

尚未成形的部队存在大小和形状两方面问题，它看起来应该是什么样子？它的形成的速度有多快？凯瑟中校知道特种作战司令部不再需要他们已经拥有的东西了。特种作战司令部需要的是不同的东西——陆战队空地特遣队，一个灵活、功能强大的部队，它将远远超过其各部分的简单相加。但是一整个特遣队在海军陆战队需要太多的支援。凯瑟、塞特伦和米切尔确定没有航空战斗分队的特遣队是对要求的回答，并且是可行的。正如凯瑟所说：“我想要的是一种独特的陆战队部队，它是自给自足的，可以独自部署……我们现在已经专注于特种作战任务领域了。“他回顾了自己在欧洲特种作战司令部的经历，确定在四个任务领域，部队可以立即做出贡献：直接行动、特种侦察、外国内部防御和支援盟国。

根据国防部词典，直接行动被定义为“采用短期打击和其他小规模进攻行动形式，在敌方、禁入或政治敏感的环境实施的特种作战，并部署专门的军事能力夺占、摧毁、捕获、利用、恢复或损坏指定目标。为了完成任务，直接行动与传统进攻性行动在物理和政治风险，作战技术，以及区分目标和精确使用武力的程度等方面，存在不同。“特种侦察”包括侦察和监视行动作为特种作战进行的在敌方，被拒绝或政治敏感的环境中收集或验证具有战略或战役意义的信息，采用常规部队中通常不具备的军事能力。这些行动为指挥官提供了附加功能，并为其他传统的侦察与监视行动做补充。“外国内部防御”被定义为政府的民事和军事机构参与由另一个政府或其他指定组织采取的任何计划行动。从支援盟国到向盟军提供人员和设备，以协助他们，并将他们的行动纳入美国指挥与控制系统，并让他们获得支援武器的使用权。）海军陆战队有着出色的支援盟国能力记录，这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其航空兵和空海火力联络连等单位。

未来在特种作战司令部的陆战队部队需要能够单独作战，也能与常规部队，与其他特种作战分队、外国分队或其任何部队联合作战。它需要具有特定的情报功能。以任务组织部队是它的优势，联合武装作战将是它的工作原理。凯瑟中校召集枪炮军士塞特伦和主任军士特洛伊·G·米切尔，并告诉他们要设计一个符合这些标准的单位。塞特伦还记得凯瑟在那天的11点左右给米切尔和他下达任务，时限是16点：也就是说他们要花5个小时，从零开始构建部队，需要从现有的海军陆战队结构中“脱离隐藏”，能够独自部署和作战，将为特种作战司令部提供它没有的东西。完成后的提案将直接发给贝达德中将。塞特伦和米切尔带着案板纸、铅笔和一壶咖啡，与大约40年的联合知识，在海军附属的自助餐厅工作。三小时后，他们就完成了一个方案并交给了凯瑟。

在某些方面，塞特伦和米切尔的概念部队是一个没有航空兵的特殊目的海军陆战队空地特遣队。它有一个侦察排和一个强大的支援结构，包括一个大的情报分队。在其他方面，这个部队就像MEU（SOC）的海上特殊目的部队，虽然更有能力。它拥有建制内的火力、无线电侦察和反情报部门，拥有海军陆战队的特殊技能领域，以及可以使其进行独立作战的必要参谋部门。塞特伦和米切尔不仅写下了粗略的数字和组织，他们填补了每个职位的级别和军事职业分类。他们设计的部队由海军陆战队老兵组成，具有多年服役与部署经历，而不是热情的愣头青。他们还打算让这个部队的成员轮流进出，来自常规海军陆战队，也最终返回常规海军陆战队，从而解决海军陆战队永远失去高价值陆战队员的老顾虑。用塞特伦的话来说，部队将是一个“可以做手术的900磅重的游泳池。”

最初的塞特伦-米切尔的计划里展示的部队大约有110名海军陆战队员和水兵。很快就有消息传回来说110人太多了，所以两位陆战队员将这个数字减少到了86人，但是他们建议切入支援的能力，这些功能将使部队的核心能力更加强大。*正如塞特伦指出的那样，“当你涉及后勤和规划时，必须要有专家，他们不是都做同样的工作，所以我们需要支援——明智地说，我们需要一些尾巴来与牙齿一起搭配。“

*塞特伦和米切尔知道他们在谈论什么。第1分遣队在2004年4月部署时，加强到了99人的规模。部队在训练阶段加强了人员，当时显然修改后的86的人结构太单薄了。

尽管部队在概念上是海军陆战队空地特遣部队，但令人瞩目的是航空兵的缺席。凯瑟、塞特伦和米切尔知道航空人员和装备的渠道，尤其是对于特种作战部队，是非常重要的元素，但是由于航空部队的“海军”性质——并非完全处于陆战队的控制之下——试图在部队中加入航空战斗分队会削弱其迅速形成的机会，训练和解体。凯瑟将推荐的部队结构转发给了琼斯将军，他立即表示赞成。从非常短的命令中的想法到概念再到粗略计划，凯瑟现在手里有一个他可以给特种作战司令部展示的组织形式。

特种作战司令部的反应

带着手里的粗略计划，凯瑟中校在2002年1月底前往坦帕的特种作战指挥总部，参加了第一次特种作战司令部-美国海军陆战队协议会议。在协议内的未来概念工作群面前，他展示了特种作战司令部任务和其他活动，做了演示。并展示了如果在合理的假设下，特战司令部的任务负荷会增加，其任务将很快超越其能力。用他的话来说，“特种作战司令部将不堪重负。”没有停顿，凯瑟继续迈出了作为陆战队员是一小步，但对于整个海军陆战队的一大步：“在海军陆战队里，我们有一些部队可以做其中一些具体的事情。”“马上，”他说，“现场变得火花四溅——'不！你们又不是特战！你们不能做这些事！'“凯瑟耐心地回答说，”好吧，看，我想我们可以。“他拿出东西来支撑自己的论点，证明陆战队可以怎么做。

凯瑟中校，枪炮军士塞特伦和主任军士特洛伊·G·米切尔知道特种作战团体以及特种作战司令部人员。他们已经预料到了反对意见，并准备对抗每一个反对意见。凯瑟在逻辑论点上回击。他提出，一个现成的部队，可以涉足四个任务区域——直接行动，特种侦察，联盟支援和外国内部防御——以及让其他特种作战司令部部队专注于更紧迫的任务，并拿出例子让这些观点具有说服力。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特种作战司令部内将继续出现关于海军陆战队的新旧争论，但是凯瑟已经摆出了他的观点。他获得了自己的登陆场。

特种作战司令部的汉德上校和海军陆战队中校的凯瑟中校都起草了协议会议纪要的摘要。起草是一回事，但通过是另一回事。根据两位军官的说法，他们好几次写了又重写总结文章，但是之后特战司令部只是让他们坐下来等。特种作战司令部在2002年5月发布执行摘要之前花了四个月的时间。*积极的一面是，该摘要指明利用“每个组织的独特能力”，并推动前沿部署的MEU（SOC）和基于美国与海外部署的特种作战部队之间的互操作性。在凯瑟/汉德看来，不那么积极的一面是，行政总结将海军陆战队的贡献称为“可能的”，“名义上的”和“试点计划”。

*汉德上校通过对特种作战司令部领导层的另一个个人直接诉求使会议记录得到公布。因为时间的推移和会议记录并未签名，他接到贝达德中将的电话，询问有关该文件的严厉问题。汉德最终去拜访了埃尔登·巴格韦尔少将并直截了当地告诉他，没有公布会议记录是“毁了我的声誉。”。

在汉德上校和凯瑟中校之间关于陆战队部队性质的讨论中，汉德记得琼斯将军早先提出的一个军直属侦察排，想要保持部队的简单和小巧。他想把它派遣到特种作战司令部的任何一部分来帮助它并让它运作，相信特战队员级别的关系会取得巨大的成功，而一支小部队会更加可行。与之相反，凯瑟的计划赢得了胜利;海军对特种作战司令部的兵力贡献不再只是海军陆战队的一个侦察排。

凯瑟中校再一次在海军陆战队总部和特种作战司令部之间穿梭，就像他在去年秋天所做的那样。他和汉德上校不仅忙着展示部队的贡献，而且还忙着应付海军陆战队和特种作战司令部之间的所有举措。当他们试图向每个军种展示海军陆战队对他们会有哪些潜在的贡献时，凯瑟仍然有他的网络消息渠道告诉他谁在讨论哪些关于陆战队的事情，并且在它将要被杀死的时候下注，而这个来源是接下来我们要说的。

海豹突击队的志愿者提供帮助

对于汉德上校和凯瑟中校来说，反对向特战司令部提供海军陆战队的主力是海军特战司令部。对一些海豹突击队员来说个人层面他们是接受这件事的，但他们的司令部似乎在制度上是相反的。反对派的一部分根植于对自身角色、任务和相关资金的严格保护，这是个军种的常见反应。海豹突击队在几十年的时间里自己建立了强大的特种作战能力，并且有理由自豪。但保护主义并不是海豹突击队反对的唯一因素;海军陆战队在1987年做出的决定仍然在制度上引人回忆。根据海豹突击队的说法，海军陆战队当时并不想为特种作战司令部出力，那他们现在也不必给特种作战司令部派人。这一观点表明了对海军陆战队所提供的东西的同样持久和广泛的误解——一种独特的，补充性的能力，而不是一个迟到的问题——至少可以追溯到1987年，如果不是更早的话。*

*自相矛盾的是，1995年，当梅尔文·G·斯皮尔斯上校被分配到特种作战司令部，担任和后来的汉德上校大致相同的职位时，他发现海军特战人员是最容易接受与海军陆战队进行更多合作的人员之一。而特战司令部里一些最受欢迎的人就是海军陆战队员。

他们决定向前推进，不要被任何人通过扯皮战术来糊弄，凯瑟中校希望未来概念工作群能够尽快再次召开会议讨论贡献兵力的事宜。但是，正如他所回忆的那样，海军特战部队意外地提议它在司令部内担任执行代理机构，来处理这个问题——海军陆战队是海军部的机构，海豹突击队是海军部队;有一个自然的婚姻。（当他讨论琼斯将军提出的远征军直属侦察排时，汉德上校经历了同样的分析论证。）对于凯瑟来说，海军的态度似乎并不是在欢迎陆战队首次涉足特战领域。是的，他想起了马基雅维利的格言，接近你的朋友，但更要接近你的敌人。凯瑟和汉德估计，海军特战司令部的确想把陆战队单位纳入自己旗下，但不是为了培育它，而是为了杀死它，或者至少用它达到自己的目的。两人都建议不要接受这个提案。

然而，凯瑟中校和汉德上校也知道，在特种作战司令部，指挥官和其所属各机构的负责人（包括联合特种作战司令部）在会议上做出了关键决定，并且投票结果可能不会使海军陆战队满意。凯瑟和他的团队计算出特种作战司令部的指挥官站在他们一边，并且影响到空军特种作战司令部的指挥官，陆军特种作战司令部是一个潜在的盟友，但联合特种作战司令部和海军特种作战司令部被认为是对手。“所以我们认为我们有两个明确的盟友和两个可能的对手，”凯瑟回忆说，“并且命令里让海军特种作战司令部允许这个东西向前发展，我们说好的，我们将继续默认这一点。“凯瑟认为他们可以动摇陆军特种作战司令部或联合特种作战司令部，因此在没有海军特种作战司令部批准的情况下得到了他们想要的东西，但是他们决定向海豹突击队下注。因此，海军特战部队被指定为特种作战司令部关于海军陆战队贡献兵力问题的执行代理机构。

2002年3月，汉德上校和凯瑟中校应邀参加在加利福尼亚州科罗拉多举行的海军特种作战会议，以进一步讨论贡献兵力的性质。汉德称会议为“科罗纳多手风琴。”对于两位军官来说，很快他们就会明白会议将会是什么样子。“他们想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带我们观看BUD/S的训练纪录片，”凯瑟记得。“传达的消息很明确：'你不是特种作战部队。'……然后我们从去过阿富汗的部队那里听取关于个人主动性、创造力和小部队领导能力的简报。这些是特种作战部队的优势。也就是说这在暗示，'它们肯定不是你的优势。'”

尽管如此，汉德和凯瑟仍然向前推进，简要介绍凯瑟中校的计划，并维持海军陆战队的立场，说明部队会是什么样子，它会做什么，它不会做什么。很明显，海豹突击队喜欢支援和参谋功能，但不喜欢海军陆战队军直属侦察排。将部队的支援和参谋功能作为高级总部工具箱的冲动将成为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并在2004年的部署中暴露。

寻找海军陆战队的资金

在汉德上校和凯瑟中校与高层斗争的同时，枪炮军士塞特伦和主任军士米切尔正负责实际的战斗。塞特伦和米切尔提出了一个理由充分和详细的提案，但现在是时候把它变成一个可执行的计划了。他们在海军陆战队总部要回答很多问题，组织表是什么？装备表是什么？谁会为此付账？这些海军陆战队员来自哪里？如何选拔他们？海军陆战队多年来没有组建新的部队。塞特伦和米切尔为这些做了大量工作，因为每个人和每一分钱都必须从现有的海军陆战队结构中取出来。

两名海军陆战队员完成了他们所做的工作，并迅速填写了详细信息，以了解新部队中的海军陆战队员为了完成任务所需的东西。每个海军陆战队员需要携带什么？侦察组需要什么？无线电侦察组需要什么？情报分队需要什么样的设备？随着答案浮出水面，塞特伦和米切尔意识到部队在特种作战领域工作时会需要用到的一些装备、主要武器和通信设备，并不是海军陆战队内部就可以找到的任何东西。而特种作战司令部不打算给他们;海军陆战队和特种作战司令部的部分交易是海军陆战队将负责部队的启动资金。这些装备价格昂贵，许多采购案必须在正常的补给渠道之外进行。

枪炮军士塞特伦处理设备和预算表。虽然他在海军陆战队系统司令部（海军陆战队的采购部门）有过工作经验，但他也是第一次搞这种装备表，或者说这种规模的预算表。他四处寻求帮助。塞特伦回忆说，当他给装备和后勤部门打电话时，“我在那里没有得到足够的爱。”他指出。装备和后勤部门得操心整个海军陆战队的支援和后勤，没工夫管一个奇怪的新单位。因此，塞特伦找了别的地方。在海军陆战队作战发展司令部会，他找到了装备表专家罗伯特·梅尔先生。塞特伦之前在海军陆战队系统司令部的经历开始影响影响采购结果。在海军陆战队总部的项目和资源部门，他找到了玛丽·库尼，她教会他如何做一个完整的预算计划，然后帮他进行合理性检查。她寻找不当和冗余预算，确保数字有意义。塞特伦在编制预算时，估计部队一共需花费1700万美元。还要包括部署阶段，空运进出战区，他最终的预算定为2700万美元。

主任军士米切尔则处理装备表。他要在原始的86人部队框架的限制范围内工作，必须平衡牙齿和尾巴的需求，为支援作战分队构建足够大的结构——足够，但并不多余的。他的工作是找到分遣队所需的对应职位，并将他们从其他部队挖走。正如他所说的那样，“为了撑起这个分遣队，就得伤害其他部队。”职位和结构的背后是真正的人，在这种情况下，高价值的老海军陆战队员将被带进需要他们的单位。

凯瑟中校继续施加压力

与此同时，凯瑟中校和汉德上校正在多条战线上推进。由于他们已经击败了反对陆战队参与特战司令部的主力，他们认为，他们可以采取广泛的反攻来使自己的观点得到认可。凯瑟将其称为“向各个方向突击。”他开始游说当时的特种作战和低强度冲突方向的副国防部长，前海军陆战队员迈克尔·韦斯特法尔，这样不仅获得国防部级对未来海军陆战队部队的支援，也表明在增加海军陆战队与特种作战司令部的关系超出部队贡献方面取得了广泛进展。 

罗伯特·J·科茨，海军陆战队特种作战司令部第1分遣队指挥官.摄影：约翰·P·皮埃蒙特少校

罗伯特·J·科茨，海军陆战队特种作战司令部第1分遣队指挥官，于2004年5月伊拉克营地，此时距部队组建已有差不多一年。当海军陆战队总部正在讨论谁将命名这个部队时，凯瑟中校说“我们讨论了几个名字，但每次我们回到科茨。”

凯瑟中校写下了海军陆战队对国防部未来特种作战部队研究的回应，证明海军陆战队正在支持几项特种作战司令部倡议和计划并为此做出贡献。*到2002年7月的时候，凯瑟已经能够详细介绍海军陆战队可以直接向特种作战司令部提供帮助的几个领域。“一些支援，”他指出，“具有超越时代的意义，有些是自2001年9月11日起采取的行动的直接反应。”其中约有100名海军陆战队员担任相关职务，直接支援特种作战司令部;联络军官向特种作战司令部和中央特种作战司令部提供作战和规划协助;通过58特遣队（第15和第26MEU[SOC]）在阿富汗作战，包括失事飞行员的战术营救，近距离空中支援，以及提供快速反应部队;和陆战队的KC-130支援160特遣队，即陆军的特种作战航空部队。特种作战司令部显然认为持续的KC-130支援如此重要，以至于在第一份特种作战司令部——美国海军陆战队协议的执行摘要中提到了它。

*在2004年晚些时候谈到这个时期时，凯瑟中校使用了担任海军陆战队指挥官马迪夫一世举的例子：“马蒂斯上将喜欢说当气温150华氏度时，你给人一瓶冷饮时，对方很难会恨你。也就说，在我们提供援助的时候，人们很难对海军陆战队派人成为特种作战司令部的一部分提出异议。”

凯瑟中校也在利用海军特战的人改进自己的方法。他借助一位曾经一起服役，现在五角大楼工作的海豹突击队高级军官，作为他的宣传者，在讨论部队未来海外部署和使用时，强调海军陆战队将会提供的武器装备。

汉德上校正在努力让第一位海军陆战队将官丹尼斯·J·海吉克准将派往特种作战司令部。虽然与特种作战司令部的陆战队机构/人员装备编制表没有直接关系，但是任命海军陆战队的将军将意味着陆战队员会登陆但不会走的太远。这项任务，就像9/11之后对两名情报军官的安置一样，被推迟到汉德接到贝达德中将的电话，被询问特种作战司令部是否真的想要一名军官。由于厌倦了扯皮，汉德自己去找坦帕的指挥链，最终得到了一个明确的答案。

历史提供的经验

在2002年秋季，凯瑟中校和他的小组前往加利福尼亚州彭德尔顿的营地，并会见了情报、火力支援和侦察团体的高级代表。他们查阅了几百本记录簿，为新单位挑选他们想要的人。对于新部队的指挥官，他们推荐了现在的第1远征军直属侦察连的指挥官罗伯特 J.科茨中校，当时他是陆战队第1远征军的特种作战训练大队（SOTG）负责人。科茨在海军陆战队以及特种作战团体中享有很高的声誉。他曾在20世纪80年代担任萨尔瓦多顾问，后来又在其他政府机构任职。正如凯瑟中校指出的那样，“我们讨论了五六个不同的人选，但每一次，我们都回到到科茨中校……没人能质疑这个人的资历，没有人。他在恰当的时候出现，正好是负责这个部队的合适人选。”

根据凯瑟中校的说法，为了保证部队的使用寿命，它需要一个历史谱系支撑。经陆战队突击队协会许可，他决定将突击队标志放在分遣队徽标的底部。凯瑟看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的海军陆战队突击队与新部队之间存在“无可否认的相似”。通过将他的部队与陆战队突击队相联系，他试图唤起他们作为有选择训练、装备的打击部队角色，他们可以通过传统组织部队不能做到的方式攻击敌人。为了对抗不可避免的“精英中的精英”观点，凯瑟打算让单位里的海军陆战队员来自海军陆战队其他作战部队，并定期轮换返回。凯瑟并没有忽视陆战队突击队已被解散并被吸收到传统单位的细节。

指挥官把它写进公报

到2002年底，海军陆战队对特种作战司令部的第一次贡献部队即将成为现实。部队的支持者反驳了所有论点，克服了困难，创建了结构，确定了资金，提名了指挥官，并将其谱系与海军陆战队历史上最着名的部队联系在一起。10月下旬，指挥官琼斯将军向海军陆战队作战部队的领导层发出被称为“个人用途”或“P4”的有效个人通讯，这封通讯里包括被派往特战司令部的单位、他创造和部署这个单位的意图，以及他对这个单位的个人期望。他阐述了如何承担后勤和人员负担，以及他希望如何在物质资源和训练方面成功建设这个单位。他将该单位及其成功与全范围的特种作战司令部——美国海军陆战队计划以及海军陆战队继续作为国家远征打击强队的优势联系在一起。琼斯强调“对我来说，这个单位的成功是一件大事。实际上，这件事对国防部长，海军部长和琼斯指定的继任指挥官迈克尔·哈吉中将同样重要。

琼斯将军的P4通讯发布两个月后，2002年12月4日，海军陆战队第5400号公报，宣布正式成立海军陆战队特种作战司令部分遣队，作为为期两年的概念验证测试，以促进由2001年11月9日签署的美国海军陆战队/特种作战司令部协议备忘录。指挥官的10月份发布的通讯提供了如何建立部队的概述。该公告详细说明了组建部队的人员、内容、地点和时间。根据指挥官的指导，公报列出了42个单位，他们的现有结构将“暂时重新调整”以使分遣队成为现实。正如所预料的那样，侦察和情报单位约占受影响人数的三分之一，但该名单涵盖了广大的海军陆战队;在其他单位中，列出了所有三个现役部队支援大队。该公报指出，“这一概述验证测试的目的是确定需要向美国特种作战司令部提供适当的海军陆战队支援的最佳结构和装备。“

于是，第1分遣队诞生了。*

注：*“第1分遣队”中的“第1”未出现在“P4”消息或5400公告中;然而，它确实出现在部队的第一个司令部年表上，涵盖了2003年1月1日至6月30日期间以及随后的报告。命令年表和报告由弗吉尼亚州匡蒂科格雷研究中心提供。在海军陆战队总部，特种作战司令部和其他地方的几个无私奉献的海军陆战队员工作了一年多。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