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款影响巨大的空军公发手表

前言

1904年，法裔巴西工程师阿尔贝托·桑托斯-杜蒙正在巴黎举行飞行表演。尽管这是他这么多年来第一次回到母国，却照样被所有人视作法兰西的国家英雄。巴黎各界社会名流纷纷与其结交，其中就包括，当时小有名气的钟表匠路易·卡地亚。

据说，桑托斯-杜蒙曾在庆功宴上抱怨飞行期间只能依靠心算推测时间，因为需要时刻掌控着操纵杆的双手无法从口袋里掏出怀表。说者无心，听者有意，路易·卡地亚专门为桑托斯-杜蒙设计了一款戴在手腕上的时计——“Cartier Santos”。

卡地亚官网上展示的Cartier Santos原品

这个故事当然有一定成分的夸张存在，但无碍于了Cartier Santos作为飞行时计的历史起点。从这款腕表开始，飞行表跟随着航空技术的发展不断变更，见证了人类如何一次次征服更广袤的蓝天乃至展开更激烈的厮杀。如今提起飞行表我们想到的不再是小心翼翼飞越大洋的冒险家，而是在机舱内伴同着沉重呼吸声按下导弹发射钮的战斗机驾驶员。本文将探讨对空战史以及军用时计史影响最深刻的一款腕表，它象征着纳粹德国对复仇的渴望：B-Uhr。

B-Uhr飞行表

起步：希特勒重组空中力量

1919年6月，《凡尔赛和约》签订，德国被迫承受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全部战争责任。作为战胜方的协约国瓜分了德国的海外殖民地，索要了巨额的赔款及其国内仅剩的战略物资。德国还不得不将军队缩减至只能进行自卫的规模，拆解掉剩余的大型舰只，空军则是完完全全地撤销，等等。一切都为了确保这个国家日后不可能再有报复的能力。

所以当1935年纳粹党完完全全掌管了德国武装力量的指挥权时，希特勒迫不及待地想重组一支足够挑战全欧洲的军队，其第一步便是拥有能对周边所有国家实施打击的空军。

亨克尔He-111，这种机型将在轰炸华沙、伦敦、斯大林格勒的行动中多次亮相。

尽管《凡尔赛和约》禁止德国拥有空军和发展大型航空器材，但各种带有半军事性质的民间飞行俱乐部及滑翔机培训中心却遍布全国，从这些机构走出来的熟练飞行员为纳粹空军的建立铺下第一块基石。同年2月24日，位于罗斯托克的亨克尔制造厂将He-111双引擎飞机的原型推出车间，纳粹对外宣布这是一款适合民用市场的航空运输器材，实际上则是暗中研究如何把它变成适用的多功能作战机种。

两星期后，德国航空部（Reichs-Luftfahrtministerium，下称“RLM”）于柏林威廉大街的办公楼收到一份希特勒特地授权的电文，内容是命令该部门尽快召集人手设计一款全新的飞行腕表，并明确标注“适用于大规模发放目的”。这一点意义非常显著，因为以往的战争中飞行员所佩戴的腕表都是单独采购的，从未有过统一发放的情况。希特勒的确想打一场全新的战争，且要每一人都必须得武装到牙齿。

RLM不敢怠慢这个命令，他们迅速搜集了大量有介绍飞行时计的航空报刊，并找来当时最专业的钟表评测人员来提供有参考价值的现有款式。经过对比，RLM认为浪琴在1931年为美国飞行家查尔斯·林白量身打造的“Lindbergh”是最佳的参照方案。

Lindbergh原型，1931。经查尔斯·林白本人签字认证。

短短的三天两夜，德国人就考虑清楚新式腕表得有的种种特征：首先表盘得够大、够醒目，直径不得小于55毫米，飞行员只需随意扫一眼就能看清读数；机芯要用走时精准且抗摔抗震的布勒盖平衡弹簧结构（Bregeut），再加上防磁处理，从根本上杜绝飞行过程中的故障可能（这一点也被之后的所有飞行表借鉴）；要确保所有佩戴者之间的读数差异尽可能缩小，得加入某种能将秒针归零到正点位置的结构（也就是今天常说的“Hacking”），方便各机组发起作战任务前统一对照时间；此外还有表盘采用深色表面、数字则用浅色阿拉伯数字式、把的尺寸加大得能不摘手套也可以轻松调拨、表带加长以能直接戴在飞行夹克袖管外等别出心裁的设计，让这款飞行表完全有别于当时世上存在的所有同类型产品。

RLM递交给Wempe钟表厂的B-Uhr的设计方案

被命名为“B-Uhr（Beobachtungs-uhren，字面意思：观测用腕表）”的成品于1940年递交到赫尔曼·戈林的桌面，虽然没赶上闪击波兰和入侵法国的轰炸行动，但此前已少量发放部分机组进行测试。有了帝国空军元帅的认可，我们如今熟悉的B-Uhr开始正式生产，它们将用于空袭英伦三岛的“海狮计划”中。

Stowa的B-Uhr成品，A型，表盘无内标度圈。

后视图

并不完全是本土产品

订单虽已发出，德国空军竟又尴尬地发现仅靠本土的制表厂并不能在指定时间内完成生产，因为境内能达到RLM方案指标的生产单位只有四家：A Lange & Sohne（下称Lange）、Wempe、Lacher & Durowe（下称Laco）、Walter Storz（Stowa）。雪上加霜的是战争才进行了一年就影响到了这些钟表厂的物资供应，其中Wempe和Stowa不得不从国外采购机芯来进行组装，分别用了瑞士生产的Thommen cal.31和Unitas cal.2812。

B-Uhr的表带要求跟高度计一样能直接捆绑在飞行夹克外。

有赖于战前充足的库存，Lange还可以用旧式的国产Cal.48机芯（后期版本为48.1）临时顶替，而Laco则有Durowe cal.5机芯填补不足，偏偏这两家“完全忠实于本土化”的生产商无论是人手还是设备都有限，于是乎又瞒着军方让战前收购了汉堡钟表厂的Wempe暗中替他们生产所缺的零部件……从而进一步恶化了本已十分艰难的生产过程。

不止如此，同时忙于应对海军下单的潜艇用时计的Lange一次又一次被迫延后B-Uhr的生产进度，只好派人出国将部分生产定额外包给——"既赚同盟国钱、也赚轴心国钱“的瑞士IWC（机芯型号Cal. 52T S.C.）。

象征纳粹德国复仇渴望的新式飞行表，由始至终都无法做到百分百本土生产。

详细特征及实际使用

原品带有的出厂标注。

五家生厂商都尽量试图达到RLM的设计指标，只是落实到实际生产时仍避免不了各自间存在工艺或细节上的差异（比如皮革件的走线、外壳的打磨、数字所用的字体和上文提到的机芯型号）。总的来说，辨别原品B-Uhr的最好方法是掀开后盖检查内部的刻字说明。如图所示，二战期间的生产版本有Bauart（型号）、Geraet-Nr（生产序列号）、Wek-Bez.（机芯类型）、Anforderz（订购序列号）以及Hersteller（生产商）数项。

不列颠空战中使用的B-Uhr被称为A型，表盘有一圈外标度线或无任何标度线，正点方向有一个箭头状的标志，指针为蓝钢针。

手腕上佩戴A型B-Uhr的德国飞行员。

B型，有内标度圈和夜光涂层。

1941年的巴巴罗萨作战中，根据前线飞行员反馈的夜间作战要求，B型的B-Uhr在表盘上增设内标度圈，度数和指针加上夜光涂层处理。战后的复刻版外观大多也根据这一版本进行制作，不过通常没有原品外壳左侧的FL登记号（比如FL23883，“FL”即Flieger“飞行员”之意）。

出发前的对表场面和机舱里的领航员。

由于飞行表属德国空军财产，而非飞行员的私人物品。每次出动前，各机组均得前往装备间领取，任务结束后再进行归还。

有三道措施确保所有轰炸机读到的时间保持一致：

第一，起飞前全体统一对表和进行秒针复位。

第二，地面指挥单位会照计划在飞行期间用无线电提供准确时间，机组可在有必要的情况下再次复位秒针。

第三，当轰炸机编队远离地面指挥单位的联系范围时，德意志海事天文台（Deutsche Seewarte）将接过为机群提供报时的工作。

我们可以想象，德国空军的领航员们在机舱内一边留意图表、一边检查时计，再从时不时传来的无线电联络里标注修正信息和需注意的紧急事项，而周围充斥着螺旋桨高速运转的轰鸣声。如果这个画面不是跟将死亡和摧毁降临在多个被入侵国的无辜平民头上联系的话，那该是多么一个充满浪漫色彩的情景啊。

尽管B-Uhr无可避免地跟纳粹的非人道、非正义性质牵涉，但单纯作为一款军用时计来看，它的存在极其让人着迷，在盟军推出性能类似的A-11军用腕表前简直是独一无二的精品。

战后生产版本

纳粹德国崛起，战败，接着又被摧毁得一干二净。无数用于把全世界拖入另一场战火的武器、工具被认成罪恶打入历史的垃圾堆里饱受唾弃，但B-Uhr因其特殊的设计思路和简洁的美观外表得以流传。

随着历史的硝烟离我们越来越远，这款革命性的飞行表也愈发显得魅力迷人。以下简单说说如今市面上可买到的几个后续版本。

IWC在战后虽没有继续生产B-Uhr，倒是认真吸收和借鉴了它的设计，推出了无论尺寸还是外观都十分接近的Big Pilot系列。而造工更是更上一层，成为不少商界骄子的至爱。

IWC官网的Big Pilot页面。

Stowa如今属于Jorg Schauer旗下，短暂恢复过B-Uhr的生产，将尺寸缩窄到44毫米以面向民用市场。Stowa的战后版B-Uhr加上万年历功能，但取消了战争期间的防磁处理，显然是转型奢侈品而非军用品路线。

Stowa版本背后采用透明镜盖

Laco依然按照原版配方生产B-Uhr，连机身侧边的FL登记号也一并还原。该生产方现已把业务拓展到中国，如果有对此款飞行表感兴趣的同学随时可以上他们的官网订购。只不过……价格真的贵死人，反正笔者本人是买不起了。

Laco算是真正意义上的官方复刻，甚至提供几可乱真的旧化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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